渠县文博界的奠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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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星耀是我的好友。我曾与他、建伟、大明一道参加踏堪渠县境内的数十个文物点,对他的事迹和奉献有所了解。我在为《达县地区文化艺术志》撰写《李星耀传》时,又作了一番调查。现将他的生平事迹记述于后:
李星耀(1942-1985年),广安大有乡人,家庭世代农耕,7岁启蒙入学,自幼聪明,学习瓷实,品学兼优。上初中后爱书画,颇见功底,累受师生赞誉。1958年就学于大竹师范学校,3年后在渠县城关(今渠江)镇第一小学从教,教书育人,兢兢业业,常被组织抽调参与社会活动,屡负重荷,夜以继日,不言其苦。
1971年调任渠县文化馆文物专干。一个珍贵而亮丽的心路历程有了新的起点,他一面潜心苦读文物考古之类的书刊,一面踏访四方,洞悉全县文物分布状况。在驰骛中,令他搓手顿足的是六处七尊汉阙护亭隳灭殆尽。回到县城,他层层上报,引起各级领导深承眷注。旋即建立以邓铭为组长,他为副组长的文物抢救小组。维修7尊汉阙成为小组的首要任务。
1973年10月6日以来,3次向省文化局呈报《关于拨款维修七个汉阙的请示》。省文化局两次直拨维修冯、沈阙之专款共16000元,县文教局拨10000元。他甘之若饴,东奔西跑,组织劳力、物力,即行施工。他坐守工地,管钱管物,一分一厘,毫不苟且。用极有限的资金征地1134㎡,修成长194m ,高2.25m的护阙墙,共用石料135.2㎡,树起“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铭刻石标,就地落实了护阙责任人。
1974年6月和1978年1月,他先后深入城西公社(原为渠西,现部分村并入渠江镇群丰大队和共和公社清河(今属报恩乡)大队征集到东方剑齿象齿冠2件和新时期时代陶网坠等数件文物。他如获至宝,悉心庋藏。
1979年9月3日,李星耀根据县委宣传部副部长胡允久提供的线索,径眼直遂,不遗余力,终于查找到陈独秀晚年定居江津时写给杨鹏升的亲笔书信40封(其中含明信片2张)。这些从未披露过的书信对研究中共党史、近代史以及研究陈独秀晚年思想、政治、工作和生活等方面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以后摘编成册,报送国家文物局,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等14个部门。
他发现李渡公社小学教师张崇轩是位民间收藏家,便主动同他交朋友,期望对文物事业助一臂之力。张不仅及时报告文物出土消息,还无偿捐献了多年珍藏的古钱币、瓷器、古籍、民国钞票100张、邮票2000多枚。
1980年3月,星耀一行在安北公社龙井(今双堰)大队查考清道光元年台湾漳化参将王万邦的坟墓。通过访问王万邦玄孙王显清,征集到清代武举“奉天诰命”。尔后在清溪收集到清代学者江藩所绘的“高士休憩图”瓷画版等11件。回到县城,又去铸石厂基建工地带回三国时期绿釉陶瓶1件。哪里有文物,哪里就有他。东奔西走,乐此不倦。
“渠县文物有搞头”。星耀燃烧的希望走向他的眼底。为了拓展渠县文物事业的新天地,他殚思竭虑,描绘憧憬。他代县委起草了《关于渠县历史文物工作的情况报告》,向地委汇报了渠县文物的征集、发掘和保护的成绩,并提出了六项请求,即建立渠县文物管理所;继续维修汉阙;修通土溪至岩峰的公路,进行文物普查。地委原则上同意渠县的报告。星耀给自己肩上压的担子越来越沉。
同年7月17日,渠县革命委员会批准建立渠县文物管理所,李星耀任副所长(两年后任所长)。不久,他以县文教局的名义向地区文教局、省文化局、省文管会再次送《关于抢救、保护汉阙的请示》,向县政府报送恢复文庙、修建文物陈列室、办公室添置设备必要的报告。部分资金到位后,他全心投入施工现场。因经费捉襟见肘,仅能改造文物陈列室,维修文庙的宫墙、大门、亭子、栏杆、假山等部分古建筑。正当紧张施工时,星耀得到去参加文物培训的通知。
1981年5月,他参加了国家文物局在大邑县举办的西南文物干部训练班,同云、贵、川、藏四省区的文博部门领导干部一道参加学习,在这里让他积淀了更多的文物知识。他说,比在长沙马王堆考察实习的收获更多更广。可惜,3个月的学习时间,他仅做了2个月的学员,肝病复发,不得已拖着病体遗憾地回到了家。
10月,县里举办“四化”成果展览,他亲自设计、布置“文物厅”。把收藏下来的文物按史前部分,原始社会部分,封建社会部分,现代革命史部分分别推出。观众4万余人次,地委书记、行署专员也前来观展,反响强烈,佳评如潮。
1982年6月27日,达县地区文化局在渠县举办首届文物干部训练班。星耀与杜中、岳钊林任教员。他登台讲授了《文物考古基础知识》、《旧石器时代考古》等课,还带着药瓶同学员们去土溪调查学习。同时征集到朱雀、白虎、玄武图案画像砖、五铢钱币等60多件文物。回来时,竟然忘记服用带去的中药,竟一滴不少地带了回来。
李星耀信仰共产主义,热爱中国共产党,他向组织曾交过多份申请,他说他要蘸着自己的热血和汗水填写《入党志愿书》。这年7月,他的这份志愿书终于填好了,他成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9月,他根据渠县文物普查征集领导小组的部置,具体组织了83个组250余人,进行全县性文物普查。落实了全县的文物点数,征集文物2000余件,基本摸清了渠县文物的家底。接着,安排人员编目、鉴定、分类、上册、上架,落实管理人和管理责任。
12月,他在四川省文物工作会议上对渠县文物普查工作作了交流。
1983年4月,星耀拟写了《1983-1992年渠县文物事业五年规划和十年设想》。
次月,他肝病恶化,涨有腹水,腹部增大。组织上安排他去重庆治疗,可他带着《考古手册》之类的一撂书籍入院,常常卧床学习。病情稍有好转,即行办理出院手续。回到单位,见到办公室、库房、资料室修建业已竣工,文物藏品柜、资料柜、办公桌、凳配置一新,他甚为欣慰。然而,见家里多了一架床、一把椅、一盏灯,却感到愕然。后来从妻子龙显珍嘴里知道,是单位照顾性配置的。他听后脸色变得严肃起来,说:“我的为人你是知道的,啥时沾过公家一根草?”翌日,三件公物退回了单位。星耀住院一月有余,妻子跟随护理,两人生活开支较大,工资收入又低,由此带来家庭生活极度困难,妻子提出申请困难补助,星耀一听,非常反感,很快打消了妻子的念头。
1984年6月27日,地委副书记徐世群参观文物陈列室,对渠县文物工作作了很高的评价。事后问起馆藏文物的情况,星耀如数家珍,陈述如流。5月1日,省文物鉴定小组对渠县文管所2000余件文物进行全面鉴定,仅三级文物就达173件。
1985年1月,他根据国务院对文物“就地保护”的指示,深入各阙所在地重新落实责任保护人,交代保护办法,签订责任书并对所内建立岗位责任制,由王建纬、陈渠生、胡蜀红负责城关、城郊、氵鲜渡、琅琊、有庆、宝城、清溪场、静边等地的文物工作,由陈大明、黄文峰、胡碧桃负责流江河流域的文物工作。两个小组都肩负有文物宣传、调查、征集、拣选,落实文物网通迅员,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建档,将重要石刻、石碑搬运回所。
5月12日 ,发掘清理渠二中基建工地的东汉夫妻合葬砖石墓,时至中午,发掘未毕,他安排同事们回家吃饭,自己抚着隐隐作痛的肝部留守现场,以馍充饥,不辍劳作。此事深为同事感动,敬佩不敏。
为对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他重新清点了馆藏的革命文物,如川陕苏维埃时期的布币、铜币、牙筷、印章等等,为数不少,但分散各地的却需要集中。5月下旬,他先后派员去贵福等地作调查,征集革命文物,整理资料着手筹建苏维埃陈列室。
7月21日,他与县文化馆长雷评商量,想利用民间文学训练班的最后两天,向文化专干传授文物知识,雷见他重病在身,回话显得有点迟疑。可星耀却认为雷是担心时延费增。便提高嗓门说:“我们所里给钱!”对方不便下说,只好慨然允诺。入夜,他翻书刊,查资料,为写教案忙碌着。妻子劝他休息,他只是笑了笑,腆着大肚,佝身艰难。妻子见了,流进心里的泪成了血,只好说:“我给你跪下行不行?”星耀是个真实而执著的人,凡他认为该办的,谁也阻止不了。
7月22-23日,他登台讲授了文物知识、渠县历史、渠县文物分布及文物保护等内容。这是他留下的经卷似的遗憾。
7月23日晚,他与张崇杆、糜建新在文管所办公室商量征集水车、纺车的事。这时妻子端来一碗中药,星耀还未来得及服用,腹里便咕咕作响,继而嘴喷鲜血,久久不停,倾刻盛了大半盆。妻子见此状,疾呼救人,闻者纷纷赶至。妻请来医生,立即打针用药。稍稍镇静下来,他感到死神已向自己逼近。他对文管所的职工们说:“渠县文物的发展靠你们了。我要见见县上的领导,替我请请好吗 ?”在旁的好友分别走出了大门。他转过视线,对年愈古稀的岳母歉意地说:“多少年来,我没能照顾你,倒是你侍候我,老人家,我对不起你。”接着,他非常吃力地对8岁的小儿子鹏说:“你要当个好学生啊!”他多想给自己的爱妻讲几句,可是怎么张嘴,也吐不出一个字来。
在医生的吩咐下,程松全、雷评、王建纬等6人用担架将星耀送去县人民医院抢救。县委副书记杨作华、副县长张大友、政府办主任李香国、文教局文化股副股长张人俐先后来到星耀的病床前,他向他们交代了未尽的文物工作。没等说完,他无怨无悔地合上了一双睿智的眼睛。
一个鲜活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7月25日,在千余人的追悼会上,人们为之大恸。县委、人大、政府、政协的领导戴上了小白花。多少人泪蓄双眼,多少人嚎淘大哭。
四川省文物工作会议全体与会人员闻耗为之默哀。
挽联题词,情真意切。弟子们决心“永存师德”,生前同事赞扬他“风范堪钦”,对他的人生解释是“吃的是草,挤出的是牛奶和血”,对文物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所以才有众多的知之者为他“壮志未酬身先殒”的痛惜。墓联概括了他短暂一生之奋斗精神:“生为文物,死为文物,文物千秋,英灵千秋;朝思四化,暮思四化,四化百代,芳名百代”。李星耀这位“事业狂”的影响力,如横幅所示:星光闪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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