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隆炎先生之死是令人惊异的，不少人都说“太可惜了”。是的，渠县教育界、文化艺术界和政界的口碑的确不错。做人、做官、做事做到这个份上，也就算不错的了。

     我初次认识李隆炎是在《渠县报》上，那时杨模(牧)的诗，他的小说，我是刮目相看的。可是，我们从未见过面。七十年代初，我从农村小学抽调到县上搞业余文艺创作，在三汇采访时，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把李隆炎的名字与他的身影对上号了。一种字墨关系，让我们萍水相逢，胜如知己。从这次谈话里，我知道他就是三汇镇人，1955年毕业于三汇中学初中，这时，他开始从事文学创作，次年底在本镇小学代课，1962年转为正式教师。他的手风琴弹得很熟练，而有一副动听的男中音，《北京的早晨》这支歌曾让他赢得多次掌声。他的谈吐功夫很强，有内容、有层次、有深意。可是，措词特别谨慎，甚至带有余悸。也许，与他遭遇的挫折有关。60年代，他在《渠县报》上发表过一篇题为《三汇市场小景》的通讯，受到批评，遭到追究，吃尽苦头。在那个抓辫子、打棍子的年代，虽说这是见惯不惊的事，但对隆炎来说，另有一种吃罪不起的背景。从此，久而久之他形成了一种少言寡语的习惯。

     1973年，隆炎也抽调到县城搞业余创作，和我同住文庙的厢房或县革委第二招待所26号房间。我们朝夕相处，无话不说。当时宣传部给我们下达了一项创作任务，要求选取反映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的题材。我们曾去城东(天星)、义和、李渡等地深人生活，贴近社员群众。后来由我执笔创作了一出话剧《差一斤》。内容是写一个生产队年报产量时，是实报还是浮报的一场思想斗争。会计核实本队粮食的年平均亩产799斤，离《农纲》指标差1斤。队长要求按800斤上报，理由是鸡牲鹅鸭遭踏部分，等于是家禽消耗，亩平加1斤，不算浮报；会计则认为，对党对人民渗了假，那怕一点点，就是讲假话，办假事，不是老实人。为此，队长与会计围绕差一斤展开了戏剧冲突。成稿后，杨延开、胡允久两位部领导审稿，觉得写得不错，小中见大，很有教化作

用。可是，县文艺宣传队在大礼堂进行两场公演后，突然通知停演。说渠县的问题不是浮报虚夸，而是瞒产私分。据说还要追究剧作者的责任，没想到，这祸事又落到隆炎头上，并与他的(三汇市场小景》一文联系起来看，这真是莫明其妙。隆炎紧张了，我也担忧了。怎么办呢?胡允久副部长站了出来，他去给他的上级讲清了来龙去脉。他说：“《差一斤》不演可以，不过，作者不是李隆炎，而是李同宗，责任在我身上，是我让李同宗执笔的，是经过宜传部审查了的。尽管“文化工作危险论”在当时是存在的，但我们在敢于承担责任的领导身边工作，笔杆子还没发抖。

     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我和隆炎相继调进城。他先后在县精神文明办、宣传部、文教局、县府办工作过。历任副局长、副主任、主任、副县级调研员、渠中、二中、汇中顾问、县政府督学及县作家协会主席。他在做官的时候，对下级从不用那种“命令式”、“训斥式”或“奚落式”的语言，而是用朋友间的“商量”口气，不见威风，只见威信，这种感情协调法，使上下级之间工作运转非常顺利。从省上下派渠县的一位年轻副县长说过：“隆炎老师为官之道，做人之本，够我学一辈子”，他做《渠江校园》、《濛山文艺》的主编，总是和各版商量着进行组稿、改稿、排版、插图和校对等等事宜，有问题当面指出，从不在背后指责和议论别人。和他同事和做下级没有“螳螂捕蝉”的多欲，也没有“黄雀在后”的担忧。他常说：“来说是非者，便是是非人”，对于拨弄是非者他是持轻蔑态度的。他很冷静，有头脑，不容易被别人左右。在各版责编校对之后他还要校对两次，不做“挂牌主编”。所以，两张报纸的质量在教育界，文艺界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在达州市的报刊年审会上，他还专题作了经验介绍。

     李隆炎先生集教员、作家、编辑、公务员于一身，办事公道、待人谦逊、诚信敬业、被誉为渠县普九之功臣，人民的好公仆。他的去逝，应当说，我们失去了一位智者、能人、同志、朋友。没有别的法子。只有缅怀：

故人未辞行，匆匆西登程。

哽咽招魂归，泪眼望愁云。

相知三十载，情同手足亲。

文坛话盛事，都言痛失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