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的“招才”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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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初，成都给我的印象也许就像熊猫一样可爱，但现在，我感受更多的是成都向上的力量。”
2017年7月15日，四川省成都市，来自北大的毕业生周翼南（左）与师兄宋松在成都天府新区“蓉漂”计划青年人才驿站交流。
宋海涛在成都高新区天府软件园孵化了三家创新公司，是四川省“千人计划”引进的创业人才。成都高校众多，技术人才储备丰富。作为一名成功创业的年轻人，宋海涛至今记得公司初创时，一帮年轻人在一起创业的场景。
2012年公司刚成立，办公室设在建设路电子科大旁边的居民小区里，一个两居室，一屋子人，夏天光膀子写代码，他经常下厨给大家做饭。晚上大家都席地而睡，早上则需要轮流上厕所。
2013年，公司有段时间搬到软件园旁边的一个清水房办公，没装修，干水泥地，有很多水泥灰。每天下班，伙伴的裤子上、鞋子上都沾满了水泥灰，家里人便跟他开玩笑，“你从工地上回来啦”。
“成都是一个让人觉得温暖的地方。”宋海涛对《瞭望东方周刊》表示。
近年来，为吸引人才，二线城市纷纷准备了“大礼包”。
成都也不例外，住房、户口、创业扶持等政策，令成都成为一个让人才感到温暖的城市。
人才政策不断加码
2017年7月2日，成都在国家中心城市产业发展大会上提出一系列人才新政、产业新政，以及随后的《成都实施人才优先发展战略行动计划》12条措施（以下简称12条措施）。这是成都两年来第三次大力度的人才政策加码。
2016和2017年初，成都曾连续两年以市委、市政府“一号文件”出台人才新政。
其中，2016年围绕引进、培育、扶持、服务四个方面提出了十条措施，对顶尖人才团队中属于国家（国际）重大战略项目的综合资助最高达到1亿元。
2017年围绕体制机制改革出台了36条细化措施，其中人才管理服务的“三张清单”——“行政权力清单”“行政责任清单”“政府服务清单”在全国开了先河。
成都市人才办相关负责人向《瞭望东方周刊》介绍，此次提出的12条措施是针对不同层次人才分别施策，高层次人才、急需紧缺人才、青年人才、高技能人才等不同人才群体都有涉及，人才覆盖面扩展、针对性更强。
另一个让成都创新氛围格外浓郁的政策，是针对全体市民的免费技术技能培训。为了实施这项措施，成都设立了1.6亿元专项资金。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杨宏山告诉《瞭望东方周刊》，目前国家的城市体系发展战略有所转型，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收紧了落户门槛，这对于成都等二线城市而言，是一个改进城市品质的大好时机，“抢夺人才、提高城市品质，这实际上是在对接国家的新战略，使得国家转型的政策能够更好地落地。”
2017年7月20日，成都市落户新政开放申请日，内江籍川大女生曾栌贤成功落户成都。
“安居＋落户”
青年人才驿站，是成都分发给外地人才的第一个“礼包”：独立卫生间，电视空调一应俱全，本科及以上应届毕业生来蓉应聘免费住7天。这是为解决外来人才阶段性居住问题。
这样的人才驿站，成都一口气设立了13个。
常笑彬刚刚在澳大利亚读完研究生，毕业后没有回老家，也没去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作为一个外乡人，他在成都的青年人才驿站收获了深深的归属感，还收到了多家公司抛出的“橄榄枝”。
之后，成都又迈出了第二步：让高端人才安居。
2017年8月3日，成都发布了“创新要素供给培育产业生态提升国家中心城市产业能级的人才安居工程实施细则”，为顶尖人才、领军人才、高级技师等四类急需紧缺人才和高端人才提供购房支持、人才公寓租赁和购买、产业新城（工业园区）配套住房租赁、自建人才公寓或倒班房租赁等安居政策。
除了房子，成都还给人才送出了另一个安心“礼包”——成都户口。
对于落户，成都的政策很明确：“先落户后就业”。而在此之前，成都一直施行“先就业后落户”。
2017年7月2日，成都借国家中心城市产业发展大会召开之际宣布了这一政策：全日制大学本科及以上毕业生，只要凭毕业证就能落户。
而没有本科毕业证的技能人才，同样也可以获得成都户口——只要在同一单位工作两年及以上，就可以通过单位推荐、部门认定的方式落户。
这个政策不仅能用来招揽新人才，还能留住一部分常住成都却一直没有户口的技能人才。
2017年7月21日上午11点，37岁的健康管理师邓冬梅成功通过了成都市技能人才入户认证，成为首个通过这项认证的技能人才。而在此之前，她几乎已经放弃了落户成都的想法。
打造乐业之土
把人才吸引进来，只是人才战略的第一步。房子、户口让人才安心，但安心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解决好就业以及创业的后顾之忧。
“所谓‘此心安处即吾乡’，而‘心安处’，就是能够把自己学到的东西用起来，实现自身价值的地方。” 入选四川省“千人计划”的钟治晖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对钟治晖而言，成都重点发展生物医药领域，目前已经形成了两个比较大的聚集区域——高新区和温江医科总部，这就是其优势所在。于是，他选择在成都创办生物医药公司。
除了产业链和产业聚集的优势，成都已有的轨道交通等基础设施，同样为相关创业者提供了施展的舞台。
临近毕业的美国留学生欧马·萨德克对成都考察了一个月。以一个创业人的眼光，他非常赞赏成都的交通体系，尤其是铁路交通系统的枢纽优势。欧马·萨德克打算毕业后，在成都青白江铁路港创办一家食品进出口公司，向全世界出口成都高质量的食品。
而对于那些目前还不存在优势，没有形成规模的项目，当地政府选择了直接用政策搭一个新平台。
康裕建是个只懂技术，不懂赚钱，也不懂推广的科学家，而蓝光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杨铿则是个不懂技术，只是知道怎么样把科技变成生产力的企业家。那么，如何让这两人一起合作，把康裕建手里的技术，变成杨铿工厂里的产品呢？
成都提供了一种解决方式——赋予科学家股权，设立合伙人机制。这种模式下，康裕建有了一个新身份——蓝光英诺首席科学家和首席执行官。
此后，成都政府部门为生物医药技术产业化疏通道路的消息就不断传过来：生物医药产业作为成都重点支持的产业，已被列入了2017年成都市产业发展白皮书：支持医药高端产品研发，对新药、医疗器械按研发进度分阶段资助，帮助企业开拓市场……
目前，蓝光英诺轰动医疗界的3D生物打印血管的“动物在体实验”已经成功，植入该血管的30只恒河猴全部“活得好好的”，应用于人体已经指日可待。
“三权”改革试探
搭好舞台，有了人才，伴随成果而生，便是可能产生的利益纠纷。
此前，西南交大材料学院原院长黄楠就指出：高校科技成果处置权和收益分配权不明晰，让教师、科研人员领办企业，普遍畏手畏脚。
破拆权属“枷锁”，才能激发科研人员活力。
随着西南交大在国内高校率先实施“职务科技成果混合所有制”改革，形成“早确权、早分割、共享制”的改革经验，成都高校院所科技成果使用权、处置权、收益权“三权”改革试验由此开始。
而如今，“三权”改革已经有了第一个受益者——国家千人计划特聘专家、四川省“百人计划”陈元伟教授。
此前，陈元伟带领一个团队，在成都高新区创建了成都海创药业有限公司，既拥有世界500强创新药物研发经验，同时还有服务外包管理经验。按照改革后的政策，陈元伟既享受组织部门人才政策扶持，又享受科技部门创新创业政策支持。作为四川大学特聘教授，还能获得相应扶持。
“企业提需求、高校给编制、政府给支持”，三方的协同，开始在孵化更多“陈元伟”的方向上努力。
科技创新类企业，最宝贵的财富就是自己的创新成果。不同于其他产品，知识类产品被盗、被侵权和模仿复制，对企业而言，损失不能估量。
对于这一点，成都也早有准备。2017年年初，成都设立了知识产权审判庭，专门跨区域受理全省、市辖区内有关专利、植物新品种、集成电路布图设计、商业秘密等专业技术性较强的案件。
留在成都发展的王思颖，其实几年前就来过成都，也在同学的手机里看到过成都某商场顶楼的熊猫雕像照片。“当初，成都给我的印象也许就像熊猫一样可爱，但现在，我感受更多的是成都向上的力量，我想，在这里我能实现自己的最大价值。”王思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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