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涛本报记者刘佳王飞 7月18日起，渠县电视台连续三天滚动播出一条通告，当地大波突起。这是一条什么样的通告呢？
　　“异样的眼光看得我毛骨悚然”
　　时隔三个月，记者10月前往渠县采访时，许多市民还记忆犹新。7月18日晚央视《新闻联播》后，渠县电视台发布一则通告：“渠县农村信用社、渠县清收办关于要求欠款人员尽快还清债务的通知……请下列人员8月31日前到农村信用社还清所拖欠的到逾期贷款，否则将根据有关规定予以处理……”接着，女播音员宣读了79位拖欠贷款人的名字，包括其所在单位。
　　就是在当天电视上，欠款人陈某“听”到了自己的名字。“意想不到，脑袋顿时空了。”全家人停下筷子，盯着电视，家里的空气像凝结了。女儿问一句：“爸，是你么？”让他无地自容。陈某告诉记者，其实媒体曝光一说，之前就得到了消息，不过都认为欠款的人那么多，很可能只是传闻。“没想到暴风雨真的来了。”
　　在曝光名单公布不到1小时内，陈某家的电话响了十多次。有关心的，也有语气不悦的，甚至有亲戚和他算“旧账”。夫妻俩一宿没睡。第二天，肿着眼圈的妻子对他说：“去借钱吧，把该还的都还了！”
　　也是在这次“曝光”中转变态度的还有教师刘某。1999年，刘某与其姑父合伙经营运输业务，向乡信用社贷款3.5万元，哪知亏得一干二净。刘某连本带息，背上近5万元的债务。今年5月，清收办工作人员先后4次找刘某做思想工作，刘某态度蛮横，不但拒绝在催款单上签字，还请来律师，并扬言：“这钱我肯定不认。我要和清收办打官司，要收拾你们。”
　　7月19日，刘某如往常般到学校上课，发现同事和学生都用异样的眼光看着他，连一些平时很喜欢他的学生，也在背后指指点点。“看得我毛骨悚然。一打听，才知道大家看了头天的电视，都说我是个‘赖皮’，这笔债，怕一辈子都还不清。”当天晚上，他“躲”在家里，“偷”看了第二天的滚动播报，一看自己的名字和单位悉数出现在电视上，“头皮都麻了”。
　　就在电视曝光结束后的第三天，他带着3.75万元现金来到清收办，并签订了余下部分欠款的还款协议。刘某坦承，那段日子，自己和家人的压力都很大，但为了还钱，他还是得拉下面子四处借钱。几天时间，他到亲戚朋友家共借了3万元，加上家里的一点积蓄，还了本金和部分利息。“考虑到他是家中唯一挣钱的人，上有父母下有孩子，经过协商，我们放宽时限，允许他余下的欠款分时段归还。”县清收办副主任陈登乾说。
　　欠款背后的“有意”与“无意”
　　10月11日，渠县和平街85号，商业宾馆。
　　记者沿着昏暗的楼道往上走，跨过一扇铁门，“清收办”的牌子出现在8106房间的门牌上。“严肃党纪政纪，打击逃债行为”的标语颇有警醒力。当地老百姓说，这里之前曾一度是“双规”的地方。房间里，四五位工作人员忙着埋头整理材料。
　　办公桌上，一本《渠县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到逾期贷款台账》引起了记者的注意。在这本长达100多页的账目中，分单位详细记录了800多人近1500笔欠款情况，拖欠本金达2214万多元。其中一半以上的人贷款超过两笔，最高达4笔，欠款数量高达20万元。在县监察局长、清收小组副组长孙承伯的印象中，较长的一笔已超过15年，“是当时某局一位副局长为儿子读书所贷，如今他儿子已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了，这笔款却分文未还。”
　　欠款人群中,不乏收入比较稳定的人员，为何要欠下如此多款项而迟迟不还？
　　据介绍，上世纪90年代初期，信用社放贷尺度较松，程序也很简单，根本不需要任何抵押，凭一张身份证或是托人说情，就可贷款。党政机关工作人员有一定身份和信用等级，贷款更为容易。加之当时经商风潮盛行，一些干部下海经商，有的血本无归，贷款不了了之。还有一部分人则将私人贷出的钱以民间借贷方式高息转借给一些单位，谁知这些单位或财力不济，或更换领导，形成连环欠债，造成逾期不能偿还。
　　渠县某单位的王某,1993年在信用社贷款3万元与人合伙做生意。他回忆说，未曾想贷款会如此顺利。信用社简单问了原因，记下名字，就帮他办理了贷款手续。之后，由于生意不景气，他又再次用爱人的名字贷款2万元。生意依然不愠不火，这两笔贷款也就一直没有还。
　　“欠款的人中，有的确实有困难，暂时还不出来，有的则是存心赖账，恶意逃避债务，从贷款那天起就没想过偿还。信用社之前也曾采取过经济手段，甚至想到过打官司，但最终无法解决问题。”孙承伯解释。
　　除了无力偿还和恶意逃债，更多人在观望等待。“看到欠款的人还多，很多人都在观望，跟风欠款的大有人在。今年，我们改变去年‘凭自觉’还款的方式，决定用更为有效的手段，就是要打掉欠款人的幻想，促使欠款的人履行好自己的责任。”
　　曝光前后的决策与思考
　　渠县清收办成立于去年5月，主要负责清收党政公职人员到期逾期欠款。农村信用社改制后划归地方政府，加上欠款很大一部分涉及到公务员和国家机关单位，地方政府就负担了对历年逾期贷款进行清收的工作。去年该县收回逾期贷款600多万元，但仍有1200多万元的个人欠款需要清收。为了啃下这块硬骨头，今年4月前后，县里调整了清欠工作领导小组及办公室成员，县委副书记、纪委书记蒋平亲任组长，全县各级各部门成立清收小组156个，小组组长就是单位一把手，确定专兼职清收工作人员600余人。
　　5月，办公室设立，新一轮清收开始。
　　6月，清收工作进入白热化，16日到30日，各单位召开欠贷人员会议，督促在该月底前还清本息；
　　7月1日正式启动谈话程序，县纪委、监察局逐一对欠贷人员进行戒勉谈话；8月1日，“三停五不”措施正式启动，到目前为止，有63人受到戒勉谈话，有30人已订立还款计划……
　　专题文件11个、工作简报5期、专题会议120余次，发放《催收通知书》1200余份，接待30多名上访群众……工作记录中的每一个数字，都凝聚着工作人员付出的辛劳和承受的压力。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按照党内监督条例，国家工作人员是不能贷款从事商业活动的。“我们鼓励干部主动还款，对屡教不改的，才实行曝光。”
　　“曝光的事我们也斟酌了很久，因为省政府的文件上只说可以曝光，但怎样曝光却没有具体形式。经过多次商量，最后决定，必须采用更大胆和更有震慑力的方式。”蒋平说。
　　从初步确定曝光人员名单到最后播出，每个工作人员都遇到过多名说情者，有的欠款者甚至赶到清欠办，扬言“要死在这里”。曝光头天，蒋平在成都出差，清欠办打来电话，问他是否需要审定人员名单，他说了一句：“只要你们拿得稳，就不要顾什么情面！”
　　蒋平告诉记者，“其实电视曝光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做法”。清收办采取这种方式，也特别注意人性化，充分考虑还钱者的还贷能力。曝光之前，还有意识地把消息透露给欠款人，让他们有一些触动，主动来说明情况，实在无动于衷的才上电视。
　　电视曝光后，资金回笼效果明显。曝光次日，就有3人还清债务。到8月10日，各信用社已收到欠款75笔100多万元，平均每天还款5万多元。而据陈登乾介绍，电视曝光对欠款人触动极大，纷纷主动还贷，9月底统计，在收回的1000多万欠款中，超过50%是在曝光前后偿还的。对曝光的影响，渠县农村信用社理事长潘琪也深有感触：“申请贷款的客户，如今都很有诚信度，贷款时都主动提供许多证明材料，个体商户以前嫌证明麻烦，现在也都主动提供足额的抵押，写明真实合法的用途。”
　　由于第一批曝光效果很好，目前县里已准备启动第二批欠款人曝光名单。蒋平说，这部分人欠款数额虽不多，但持不合作态度。“第二次曝光，会‘既慎重，又坚决’。”据了解，下一步，该县还要对“私贷公用”欠款情况进行清收，“我们不会放弃再次采
用电视曝光的手段。”
　　曝光，曝出的反思
　　曝光迅速扭转着“清欠难”的局面。但记者在采访中也发现，也有一部分人认为，电视曝光“太过激”。
　　第一批被曝光的张某对记者坦言，身为国家公务员，被曝光出来，面子被丢尽了。“特别是朋友和领导，对我拖欠贷款的行为很不理解。清欠是经济行为，渠县农村信用社应采取经济手段来解决，行政干预的办法不可取。”而在渠县新闻网的论坛中，一些网友表示了对张某观点的支持：“银行与客户贷款属民事关系，自有法院解决，政府不应该动用行政权力和舆论的压力。”
　　“电视曝光只是手段，它的真正目的，是让更多人知道，不讲诚信，就应该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渠县社会科学联合会秘书长苗冰抛出了不同的观点：“对欠款不还的人曝光是必要的手段，是用社会舆论的力量，呼唤诚信和公平。”
　　苗冰的观点代表了大多数采访对象的想法：“在由于历史的原因遗留的问题上，在市场和法治手段还无法充分确保历史遗留问题妥善解决的前提下，在多次戒勉谈话无法收到实效的情况下，放大道德风险的电视曝光行为，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