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四十年农民奋笔疾书农民“麻辣烫” 写千古文章苍凉后土育当代“赵树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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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建功(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副主席):
享雍同志的作品,既葆有乡土中国的浓郁气息,又跳动着时代变迁的脚步声;既为农民的生活和命运奔走呼号,又呈现出农村新的生活和新的人物成长的曙光;既运用传统现实主义手法和“典型化”原则,升华了作品的造诣和人物的深度,又借用夸张、变形、反讽等手段,把作品的氛围和人物性格描绘得引人入胜,极具艺术感染力。贺享雍的创作,对当下农村题材创作具有相当的启示意义。
白烨(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最近才读到四川作家贺享雍早有影响的长篇小说《苍凉后土》,虽然迟读了近十年,不无遗憾,但也有助于在回溯同类题材作品并在相互比较的意义上对其做出判断。我的感觉是,贺享雍的这部《苍凉后土》,可能是近十年来农村题材长篇小说创作中最为重要又最为地道的一部力作。贺享雍一直生长于农村,可以说,他的作品,是一线的农民作家写一线的农民现实,这种创作姿态和创作追求,使他葆有自己的鲜明特色,那就是本真与本色。
崔道怡(《人民文学》副主编、编审):
读贺享雍的《土地神》,我想起了赵树理。贺享雍继承赵树理传统:深深扎根土地,殷殷务实求真,把自己出身其间的农民,引为心头笔下最亲的人。从9年前的著作《苍凉后土》出版至今,他的身与心一直紧紧贴近乡土、贴近农民。在艺术风格上,赵树理属于“山药蛋”派,贺享雍则可谓“麻辣烫”派。他的笔触,幽默之中隐含忧郁,时常发出“超越伤感的笑声”。而我把他跟赵树理联系在一起,首先是因为他们都体现了作家的良心与良知。当年,赵树理就是这样做的;而今,我觉得贺享雍也正在走着真实之路。
贺绍俊(《小说选刊》原主编、编审):
贺享雍是四川的一位作家,他的作品基本上都是反映现实乡村的生活的。如何描写乡村现实,贺享雍走出了一条很有个性的路子。但是,贺享雍似乎并不被文坛大多数的人所知晓,尽管四川很重视贺享雍,对贺享雍的创作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并出版了相关的著作,这种研究却只局限在四川境内,并没有因为四川评论界的推崇而走向全国。这也许是值得评论界认真检讨的事情……但不被重视并不意味着贺享雍的创作没有价值。贺享雍的小说具有精准的社会认知价值。我理解贺享雍乡村叙述的意义,他是通过农民的自我拯救来重新塑造乡村精神。在现代性的弊端越来越侵蚀到文学的肌理时,这样的乡村叙述具有一种抗衡的作用。
胡平(鲁迅文学院副院长):
贺享雍是一个不论在城里住多长时间仍然是个农民的作家,世界观、思想方式和写作趣味都是农民的。他拒绝成为文人或文人不了,读他的小说你好像会慢慢觉得自己也变成了农民,这是贺享雍的特色。他是农民的发言人而不是代言人。
蒋巍(中国作协创作研究部副主任):
与大多数出身乡村进入城市、然后以“城市人”的视角审视和重构乡村生活的作家不同,贺享雍一直没有改变他的道地的彻底的农民本色和本性。读他的《苍茫后土》、《土地神》等一系列乡村叙事作品,给我留下的一个极其深刻、又令我十分感动的印象是,作为一位农民出身的作家,尽管他早已完成了形式上身份上的“城市化”转变,却以农民式的执着,顽固拒绝转换角色。他一直坚守着从祖先、从血脉、从情感中传下来的本体生存意义,他是勇敢而坚定的文化意义上的“麦田的守望者”。我向贺享雍表达我的深深敬意,好的文学作品能够散发出浓郁的气息,人们是可以从中嗅得出某种味道的,贺享雍作品就飘散着浓烈的湿润的茅草味和麦香味……有来自泥土深处的清新感觉。
雷达(中国作协创作研究部原主任、研究员):
贺享雍是位四川作家,这样说并非把他局限在四川的地域之内,而是说他的作品中有着比较浓厚的“川味”。贺的“川味”首先表现在取材和故事上:所写都是世纪之交四川乡土生活,那里的一草一木、一举一动,均被著上鲜明的地方特色。比如《怪圈》,通过山村龙家寨的山民生活,为我们描画出了乡土中无处不在的“怪圈”;《遭遇尴尬》里,三个下乡担任党委书记的干部讲述的“故事”,展示了纷繁的农村世象;《苍凉后土》中那些生存艰难的普通农民形象、从县到村各级基层干部形象;《土地神》中牛家湾的村民生活……都给人深刻印象。读他的乡土小说,由于其特有的真实感,常常会忘记是在读小说。
梁鸿鹰(中宣部文艺局理论文艺处处长):
贺享雍小说的人物塑造技巧完全来自生活的厚赠,是广袤的农村、地地道道的乡村生活、农民兄弟的喜怒哀乐,给了他描写人物的视角、眼光、落脚点。作家始终与农村融为一体,他的人物在乡间的场景、以乡间的逻辑活动,以纯粹的乡村语言、乡村的思维应对生活中遇到的一切,无论是老实巴交的农民的挣扎,还是乡间小官的苦恼与喜剧,都能读得让人难以释卷,就因为与乡间人们的日常生活相联,人们可以在这里与自己熟识的人相遇,也可以在自己虽不熟悉但异常鲜活、富于质感的生活描写中得到诸多新鲜感受和启发。
何西来(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贺享雍被蜀地的专家归入那里承传有自、且特色鲜明的乡土文学的当代传人。他出身农家,长期生活在农村,熟悉川东乡间的人和事。自上一世纪80年代步入文坛,辛勤攀登,笔耕不辍,写出了不少反映农村变迁和农民命运及其现实生存状态的短篇小说与长篇小说,难得的是他始终保持了与底层农民的血肉联系,自觉地做他们的喉舌,做他们的代言人,表达他们的苦乐与希冀。言为心声,形诸笔端,就是文章、作品,故好的文章和作品,也是心声。“觇文辄见其人”,看了他的作品,是能够见到、触摸到作者的心搏的。
张燕玲(《南方文坛》主编):
他(贺享雍——编者)虔诚地在自己的文学创造中表达对这个生养他的乡村世界的感知,此时的他不仅是川东乡土风情的抒写者,不仅是“三农”问题的叙事者,更是草根世界人心与灵魂的探索者;他虔诚勤勉,站在新世纪社会转型期的时代高度,从自己的体验出发,从乡亲日常的凡俗生活出发,生动地表现农民的每一个细微生活场景,那份深切的关注透露的是他对现世农民生存的焦虑……
编者按:
我市渠县籍作家贺享雍当了40年农民。人生的磨砺和苦难,农民的朴实善良和艰辛,养育他成了根深叶茂的农民作家。在近30年的创作中,创作了长篇小说《苍凉后土》、《怪圈》、《遭遇尴尬》、《土地神》和中篇小说《末等官》等一系列凝重、大气的农村题材作品,成为四川继沙汀、艾芜、周克芹之后乡土文学创作领域的重要作家。今年9月16日,中国作家协会创作部、四川省作家协会、渠县人民政府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共同举办了“贺享雍农村题材小说研讨会”。在研讨会上,中国作协的领导和全国文学界的一些知名人士对贺享雍的作品给予了高度评价,称他是今天的赵树理。
今天,本报头版隆重推出研讨会上的发言摘要,以飨广大读者。我们为巴山渠水养育出这样在全国闻名的第一位农民作家而振奋、鼓掌。 ·魏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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