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07年秋。一天，接到已定居绵阳的渠县籍、年高九十的陈见昕老人电话：“老邓哪，你《阙乡行》里有一个字是不是用错了？”“哪个字？”“咂酒的咂，你用的杂粮的杂。”我说“我是专门用了‘杂粮’的‘杂’字。”道理呢？“杂酒”的原料就杂呢！但我特别强调了一句：“感谢您老关心。”
　　没过多久，2007年10月出版的达州市老年诗词选《松鹤诗涛》第二集，友人给我了。书中刊用了我两篇赋，原《渠县杂酒赋》的“杂”改成了“砸”。我想，这是编辑的认识，改就改吧！
　　不久，收到了中共渠县县委政研室编印的《发展研究》2007年第5期，刊用拙作《阙乡风情四赋》，其中《渠县杂酒赋》仍用的“杂酒”二字。我认为，渠县人也有这种共识呢！
　　2008年9月2日，收到由世界民间文艺家协会与香港特别行政区书法家协会出面征集，乔木、荣征主编，香港文学报社出版公司于2008年8月出版的《全球华人名作大典》，其中刊用了拙作渠县黄花、刘氏竹编与杂酒三赋，用的还是“杂酒”。远在香港的编辑，也许根本就不知道中华西部地区一种民间酿造，会有“呷酒”、“咂酒”与“杂酒”之说呢！
　　（二）
　　我在写作上也用过“咂酒”一词的。1995年庆祝建国50周年，清溪区代表队参加县上演出的川剧表演唱，就是我写的《喝咂酒》（见拙著《渠江歌吟》40-41页），用的就是一个“咂”字。那么2007年春天写的《渠县杂酒赋》（见拙著《阙乡行》）为什么又改“咂酒”为“杂酒”呢？
　　2006年秋，渠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组在讨论审定渠县宕府王呷酒（不是“咂酒”）申报入编四川省保护名录时，一位专家组成员——四川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渠县民协副理事长兼秘书长陈代文同志提出，“渠县杂酒”的“杂”，应是“杂粮”的“杂”。因为酿制杂酒的原料就不仅是高粱。“杂酒”之说，首先来自民间。
　　评审中，我也表示了同样的看法。
　　李同宗同志是否参加了这次会，讲过什么话没有，记不清楚了。
　　（三）
　　李同宗同志《关于呷、杂、咂》，分辨“呷酒”、“杂酒”和“咂酒”的文章刊于《濛山文艺》2008年3月号，上报不久，我粗略读过，以为把不同的看法讲出来，引起更多的人思考，求得一个合理的说法，是件好事，没有想还要说什么。近日翻检旧报，再次拜读了《关于呷、杂、咂》，方有这样的感觉：因为“杂酒”之“杂”的出现，已引起了对同一食品名称遣词的“混乱”，涉及到“对错”与“是非”，而且已经叫人于“糊涂”中“考究”了，问题何其严重！文章说，混乱的出现，是“有本专著作赋，不用呷酒而用杂酒”，不指名地指了名，还能装聋作哑吗？是的，李同宗同志垂范于前，已表白了在他的作品里用“咂”而不用“呷”或“杂”的缘由，我还不该效法吗？
　　（四）
　　巴蜀文化系列丛书中，有一本名叫《举箸醉杯思吾蜀——巴蜀饮食文化纵横》（熊四智、杜莉著，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8月第一版），其中第三章“巴蜀酒文化”中讲到“咂酒”。
　　作者说，“当今仍有的咂酒，是居住在四川境内的羌族后裔的发明”。四川的羌族人，主要居住在阿坝藏族自治州的茂汶羌族自治县，和汶川、理县、黑水、松潘等处。“羌族人爱喝自酿的酒，咂酒就是他们最爱喝的”。作者说，“咂酒不但在羌族人中流行饮用。在四川东部一些城乡，汉族人、土家族人也酿制咂酒，饮用咂酒”。现在重庆市的巴县还有“巴人咂酒”进入市场。作者说，“古代的巴人，就包括了羌族、土家族的祖先”。至于“咂酒”之为名，作者说，“咂”字，“本意为入口也，或者以口舌品尝食物也。”特别指出，“有的人把咂酒写成‘杂酒’，恐怕是把意思弄错了”。为了说明自己的观点，作者把一本《羌族风情》内部资料的相关内容作了详细介绍：
　　……酿酒的原料仍用青稞、小麦、玉米。将其择净杂质后，入锅煮熟，晾于簸箕内，待温度降至40°C（冬秋）或20°C（春夏）时，拌合酒曲盛入大铁锅中，盖上麦草和棉絮，发酵一二天后再装进坛中，用泥封坛口保温发酵十余天而成……
　　羌族同胞饮咂酒，还有一定的开坛仪式。先要由人致“开坛词”……说一些吉利话。致词人口中喃喃致颂词，一边用手将竹管插入坛内，连蘸三滴咂酒洒向天空，向天地祖先致敬。然后再插几支竹管，大家按辈分年岁，从老至幼一轮一轮地吸饮咂酒。同时，参与的人还要唱歌……
　　好一段记述，把千百年来一种农家自酿酒的“杂”与“咂”，还包括文中未涉及的“呷”，都说得清清楚楚，情景淋漓。
　　（五）
　　“呷酒”、“咂酒”与“杂酒”几种说法同时存在，就存在着对同一酒类的命名涵意有差别，按什么原则命名为好的问题。
　　先说“呷酒”与“咂酒”，都是饮酒的动态与行为方式。查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1月出版的《辞海》，“呷”读xīā，“咂”读zá，相同的义项都是吸饮或吮吸。商务印书馆《新华辞典》2001年修订版与《新华字典》2001年第10版，“呷”，读xīā，其意是“小口地喝，如呷茶，呷一口酒”。“咂”读zá，除了与“呷”相同的义项外，还有“仔细辨别”的意思，如“咂滋味”。
　　人们已经共识，“呷”与“咂”都是动词，表吸饮，还有“小口地喝”的特定动态。不仅前引《羌族风情》所述羌人饮用“咂酒”是这样，民国《渠县志·礼俗志》所记渠县人待客或自饮这种家酿，盛以大瓮，插竹管二，轮番吸饮，也是这样。而且明确表示，这种做法“曰呷酒”。是指行为方式，不是指酒，不是说这种酒叫“呷酒”。“呷”与“咂”同义，当然也不是说这种酒名“曰咂酒”。
　　太平天国翼王、广西人石达开的《咏咂酒》诗广为流传。《举箸醉杯思吾蜀》说，石达开原作是：“万颗明珠共一瓯，王侯到此也低头。五龙捧着擎天柱，吸得长江水倒流”。在羌族地区流传的则是：“万颗明珠一坛收，王侯将相也低头。双手抱着朝天柱，吸得黄河水倒流”。而在渠县呢？多数人又是这样说：“万颗明珠一瓮收，君王到此也低头。五龙搂抱擎天柱，喝得黄河水倒流”。无论有些什么变化，基本含意不变。特别是石达开原作，明白地表示了自我（王侯到此）如何吸饮一种民间家酿的动态情景。是咏如何咂（吸饮）酒，而不并咏所谓特有品种——“咂酒”。
　　有没有称这种家酿为“咂酒”的呢？有。《举箸醉杯思吾蜀》书中说，明代四川文化人杨升庵，有一首诗的题目就叫《昭化饮咂酒》。
　　再说“杂酒”，指农家用多种原料酿制的酒。《举箸醉杯思吾蜀》引清代《金川琐记》说，羌族人家酿“以小麦、青稞及黍子、燕麦为之”。引《羌族风情》说，如今羌族人酿酒，“原料仍用青稞、小麦、玉米”。四川东部一些城乡的家酿呢？书中说，“已不是用青稞为主要原料酿制，而是多用高粱”。
　　渠县呢？民国《渠县志》有记，“以大麦、高粱酿之”。其实来自农村而稍有一些年纪的渠县人大体知道，渠县农家家酿，除了用高粱、玉米、大麦作主要原料，还有加饭米、苕颗的。酿制后，如果需要增加酒性劲仗，入坛时加一些白酒，称“毛杂酒”。如今批量生产，进入市场，说有健身与延年益寿之效，就因为加了什么名贵药材，岂不更 “杂”了？
　　那么，“咂”的特定食用方式呢？其实，杂酒的食用方式不仅仅是用开水泡竹管吸饮，还有连带酒糟干吃的。1940年代中期，我在瑯琊街上读高小，夏秋之际上学、回家，要是赶场天，就曾看见街上、场头桥上既有凉粉凉虾卖，也有用高粱掺杂饭米蒸的杂酒卖。一个个小饭碗，装得冒梢梢的，按现在的价，大约是一块钱可买一份，既爽口味，又饱肚子。后来进城到渠中上学，要是逢场天从家里进校，在现渠江大桥前的“南桥”上，也有农民做这种小生意。
　　而且，如果“呷”与“咂”是小口地吮吸食物（并没有限制一定用竹管），又何止是用于以高粱等原料酿制的家酿呢？喝其他饮料，开始不也这样吗？字典、辞典上就有“咂茶”、“咂一口酒”之例证吧？要是用了吸管饮酒就叫“呷酒”、“咂酒”，那么，袋装酸奶有吸管，而且只能通过吸管吸饮，怎么称呼这种奶的名称呢？
　　（六）
　　一个物体叫什么名称，并得到流传，是一个约定俗成的过程，即大众认同。然而该起什么名，怎样起名，却又不无讲究。最起码的原则，是“名”“实”相应。一个物体叫什么名称，大体是与它自身的形态、性能、质地、功用即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一致的。有的还包含着地理环境与人文因素，并以此为标志，表现个性化特征，以至品牌价值。
　　据《举箸醉杯思吾蜀》作者称，1985年，四川有大小酒厂13502个， 1997年有酒类生产企业5500户。一个酒厂一个企业要生产几种以至十几种酒，不知要起多少名字！而怎么起名，又是有一定规律的。
　　一、突出地名标志：泸州大曲、泸州老窖特曲、剑南春（原绵竹大曲，唐代，绵竹属原剑南道）；
　　二、突出原料特色：广柑酒、红橘酒、葡萄酒、五粮液（以高粱、粳米、糯米、玉米、小麦为原料）；
　　三、突出水质特色：郎酒（古蔺县二郎镇以郎泉水酿造。民谣“郎酒好，有四宝”，其中就有冬夏常涌的郎泉水）；
　　四、突出历史人物：文君酒（邛崃县，卓文君与司马相如故事）；
　　五、突出文学名著及艺术形象：红楼梦酒与十二金钗酒（宜宾全国文化名酒）；
　　六、突出特殊寄意：全兴酒（成都，从清道光四年所建“全兴成”酒厂而来）。
　　还有其他种种。行家说：“料是酒之肉”，“水是酒之血”，“曲是酒之骨”。如果还加上“地是酒之母”、“人是酒之父”、“文是酒之魂”，那么，给酒起个什么名儿，除了白酒、曲酒、果酒、药酒等基本类属外，带特殊标志性的名称，会离不开这些方面吧！
　　究竟怎么起名呢？汉语组词有规矩。不同的酒名作为专有名词，作为一个固定概念，其组词方式是以名词作中心词，加名词、形容词或数量词作定语。也就是种概念加属概念，包括原料、文化背景、地名、人名等等。不加动词。对于一专有名词，包括酒的名称，也应该如此。名词加动词构成动宾关系，不再是一个词、一个专有名称，而是对一种行为动态及所涉及对象的陈述。这是常识。李同宗同志所引《中国历史大辞曲》之说，“饮用时，将当地高山特产的竹杆数支，插入酒罐吸饮，吸完后添入水再饮，至吸淡而止，故名咂酒”。意思是很明白的，说的是如何“饮用”这酒，而不是说这酒叫什么名称。“故名”非指“名称”，而是这种饮法叫做“咂酒”。
　　让李同宗同志感到“糊涂”的是：五粮液、茅台酒、汾酒的酿造，用的都不是一种原料，按理说，怎么不“统统可以名之曰‘杂’酒”？是的，这是一个问题。每种酒都不是单一的原料，何止“五粮液”。可以追根溯源到唐宋时的宜宾“五粮液”，经明清而品味成型，直到1929年才由一位晚清举人杨惠泉建议厂家改用了“五粮液”之名。以前叫什么呢？“在此以前，五粮液则老老实实地叫‘杂粮酒’。”（见《举箸醉杯思吾蜀》92页）为什么还有那么多并非单一原料酿制的酒不叫“杂酒”呢？要知道，品牌名称是一种价值体现，创名牌者则致力于“独领风骚”， 不许人盗用。再说“杂酒”一词来自民间，本就“土俗”，哪有“五粮液”之类文雅呢？
　　（七）
　　可不可以依据 “饮用方式”给酒命名呢？
　　不能说决对不可。不是有书上这样写了吗，连明代的四川大文人杨升庵的一首诗就名叫《昭化饮咂酒》。（恕我未查找原文）这毕竟是文化人笔下的事，老百姓是怎么想的，杂酒出现的原初阶段概念如何，则是另外一回事。名词前面加动词，构成一个新名称，确有例证。“烧烤鸡”、“炸鱼”、“蒸肉”、“挂面”、“凉拌豆芽”……既指行为动态，也指经过那种特殊处理的鸡、鱼、肉、面以及豆芽之类食品。这要依语言环境而定。因此，虽不符合现代汉语一般构词规矩，却也被人接受。不过稍作一点比较，也会叫人多一点思考。以“炸鱼”、“咂酒”为例，本来都指行为动态，也用作了指物体名。如果分别在前面加上动词“吃”或“饮”，构成“吃炸鱼”或“饮咂酒”，就会有所发现。“吃”与“炸”虽同是动词，但概念不同，连用不别忸；“饮”与“咂”呢？两个动词同义，重在一起，则是多余！字典、辞典都没有说“咂”是多义词，没有说可作名词用。至于大文人杨升庵都用了“饮咂酒”，你怎么看？用了就用了吧！已然事实，勿须多言多语。语言规则既不是一个人创造的，也不是一个人可以随意改变的。
　　民间以高粱为主要原料的家酿以及同类市场销售品，起名“呷酒”，一般老百姓不习惯，它距生活远了。而起名“咂酒”，老百姓一般不计较，因为它与“杂”同音，迟钝了思辨的感觉，不看文字，不会引起人们对“咂酒”与“杂酒”基本概念的思考。所以，“咂酒”其名比较通行。
　　（八）
　　不同物体出现了不同名称，有的说法明显不妥，怎么办？是通过讨论、辨析求得认识一致？还是随意改动？涉及到法规程序的，是尊重法规程序？还是任所欲为？如果涉及到商标注册、知识产权，能任性逞狠吗？把汉阙称为“汉碑”，是1950年代渠县有关人士的错误。于是出现了“汉碑亭”、“汉碑乡”、“汉碑村”与“汉碑酒”等相关名称，沿用几乎半世纪。世事沧桑。“亭”不在了，“乡”、“村”改了，可“酒”还在。这是一项注册商标、名牌产品名号，能随便不叫“汉碑酒”吗？改不改，怎么改，得看是否必要，并按法规程序办事。渠城西区广场起名“万兴广场，认为不当的人较多。据说，之所以这样命名，是有一定协议在先的。改不改，怎么改，决不是哪个随便口说了算数。《万兴广场赋》是人们熟知的名与实相应的作品，已经广泛流传，可以因个人编书，就可以随意改成《阙乡西区广场赋》吗？（见四川文艺出版社《诗文渠县》117页）。试问：“阙乡西区”在哪里？读者指责打乱说，谁负责任？还有，渠县通过申报、经审定批准进入四川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的（见四川省人民政府川府函[2007]42号通知），是渠县宕府王食品有限公司的渠县呷酒酿造技艺，还是“渠县咂酒”？有一本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渠县民族民间文化集萃》（190页），记录的是“渠县咂酒”。编者未必不知道，“渠县咂酒”和渠县宕府王呷酒及呷酒酿造技艺，本是不同概念？多有区别？对待已构成的事实，需要有历史的观点，客观地对待。既要尊重事实，也要讲究学术民主，千万不能“我说了算”！
　　既然将一多种谷粮及其他原料的酿造，可以依据饮用方式命名“咂酒”，那么就其本身自然属性称为“杂酒”，该不会存在“对错”问题，让人“糊涂”吧？希望有更多的人考究，正其“是非”。
　

邓天柱2008年12月13日初稿，19日改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