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四川老百姓常说：皇帝爱长子，百姓爱幺（最末那个）儿。我父亲排行老幺。我这个幺儿的儿子，就成了倍受公（我们那叫爷爷奶奶为公婆）宠爱的心肝宝贝，百般呵护。公虽没有读过大书，但也识文断字，一生种田，闲时还开个染坊，把各家织的白布买来染成蓝布青布再打捆背到场（集市）上零卖，赚些小钱。赶场的下午我都在屋东头碾盘等着，他每次都给我买块烧饼。公当时年近古稀，有天消夜（吃晚饭）后，拍拍我屁股摸摸我头，自言自语：我春娃儿六岁多了，不能再野耍该上龙套（指上学请老师管教）了！几天后，他买来一本《大学》一本《中庸》，把书拆开成单页，从苦脸树上打些苦脸包儿下来熬成浆糊，用一张造纸粘在书页背面，干了后按原样折叠装订成册。这样的薄纸壳书比原来的结实，不容易损毁。

　　我家对面一里多路的山脚下住了一排易姓人家，人称半边街。街西头住户“律公”（名叫易天律排行老六）开了个私塾堂，公决定我去那上学。

　　当时家里贫穷，我都五六岁了还是光脚丫子满地跑。公觉得小孙子光着脚上学有碍文雅，有不敬律公老师之嫌，就求常编草鞋买的邻居周刘婶给我打一双草鞋，周刘婶爽快答应。比量我脚后，第二天就送来了一双合脚的新草鞋，公当即就扯了一段布送她作答谢。这草鞋是苎麻绳拉筋，上等稻草编织的，后跟上怕磨脚还缠了两层布条，前鼻梁上用五颜六色的布条儿（周刘婶的丈夫是裁缝家里总有不少布条儿）扎了朵花，漂亮极了，令我爱不释手。

　　开学那天，我穿着新草鞋小心翼翼地去上学。同学们看着我穿的花草鞋都艳羡不已！然而，羡慕中也有忌妒。上学第三天，比我大三岁小一辈的易维坤直勾勾地盯了我好久，要我把草鞋脱下给他穿穿，我一声声不答应。他看没招儿了一急眼，上来就往我脚上踩。哎呀！他那满泥巴的脚板儿把我的新草鞋踩得龌龊不堪，右脚还有些疼痛，我眼泪汪汪硬扯着他的衣服不撒手到律公老师那告状，老师训了他一顿，还用竹条教棍儿打了他两个手板儿。他咬牙切齿，狠狠地瞪了我几眼！他坐在我后排，后来有一天我遇两个生字不认识，当时老师又不在屋，就转过去请教他，他硬生生地说：“找我做啥子？认得也不告诉你！”我也来气了，拽着他的书就扯了一下，“噗”一声！一页书撕掉了。他以牙还牙，告了我一状，我吃了老师一顿训加两个手板儿，我俩扯平了。

　　栽秧时期到了。农民把水田栽秧都当成一年中的大事隆重操办。各家都互请互帮，一天栽完。东家满桌酒席盛情款待，晚饭散席时还为帮栽秧的每人送枚谢劳皮蛋。我家栽秧那天，公把律公请来吃“栽秧饭”。老哥俩推杯挽盏中，律公老师不经意地就谈了我在书堂的表现。说者无意听者有心。过了几天，公又从周刘婶那拿来一双半大孩子穿的漂亮新草鞋，让我送给易维坤。我尽管心里不乐意，还是按公说的办了。他和他家人对我和我公说了好多声“劳慰”（四川农村语谢谢）。从此，我俩一弃前嫌泯恩仇，他总是对我好，处处护着我。

　　我公送草鞋的举动居然在书堂刮起了一小股“草鞋风”。没过多长时间，有十多个同学都穿上了草鞋。人以群分，穿草鞋的总是扎堆，成了一道亮丽的“草鞋帮”。一天放学出屋走到院坝里，一个穿着草鞋的大个子同学竞然高声唱着刚在我们那儿流行的儿歌：小呀嘛小二郎呀，穿着那草鞋上学堂，不怕石子儿咯，不怕那天气凉……顿时，草鞋帮都不约而同地同声喝唱。几个穿布鞋的同学告状：“老师，你听他们乱唱！”律公老师不但没有责备，反而还乐得胡子直抖！（易新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