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记录不等于客观历史……必须从历史记录上看出各种历史现象，看出各种历史现象之间的联系和矛盾，从而发现历史的规律，这才能看出客观历史的真实面目。

——白寿彝

        

守台副将王万邦

     历史上，郑成功收复并据守台湾的业绩已为国人所熟知，所敬仰。然而，在抗击倭寇入侵台湾长达七年之久并立下赫赫战功的清代副将王万邦却不见经传，鲜为人知。尽管王万邦不能与郑成功同日而语，但他毕竟是为维护祖国领土完整作出过不朽贡献的一代功臣。

     武艺之家的熏陶

     王万邦于清乾隆二十五年（公元1760年）生于四川省渠县太平里龙井湾（今安北乡凤山村）。这是一个青山环抱、清流如碧、茂林修竹的村庄。背依玉皇山，左靠青龙嘴，右接白虎梁。朝前眺望，大小两座马鞍山，巍巍绵长，气宇轩昂，构成了大马追小马的阵势。这样的地形地貌造就了一首民谣：“玉皇山，北斗垭，一只凤凰飞王家，前面大马追小马，天上老鸹打哈哈。”意在说明这里具有仙踪神迹的奇特景观，属藏龙卧虎之地。从王氏家谱中发现，王万邦的远祖守护江山社稷有功，曾获周灵王姬泄心之子，晋授王氏的殊遇，并爵列公候位。后来，有清康熙中武举的王君锡。湖广入四川时，王氏家族自湖北麻城县孝感乡破石缸迁入四川省渠县太平里北斗坪楼房沟龙井湾。王家世世代代以传武习艺为本，忠君报国为志，读书启后，丕振家声，光宗耀祖。据查，王家自王君锡后再没有出现过令人瞩目的文官武将。当然，成就名人并不仅仅囿于家传的单一因素。尽管如此，王家文武传家之风仍是持续不衰。王万邦出世后，自幼接受家庭的耳濡目染，一边学文，一边习武，长进令其祖父、父亲暗自称喜。中国古代的兵书战策多矣，孙武所著深矣。王万邦能刻苦自励，勤奋研读，深刻领悟，尽管难度较大，但他能一篇篇地读进肚里，读着上瘾，学来明白，没有多久，便成了孙武、孙膑的崇拜者，也成了操刀舞剑的尚武者。他与邻里的少年武士们结成兄弟，彼此性情投合，常常是闻鸡起“武”，淬励不舍地苦练，日复一日，已将十八般武艺炼到炉火纯青的程度。除练武外，他们还在一块儿吟咏唐诗宋词。这伙少年武士为人正直，刚正不阿，济贫扶弱，声张正义，当地的恶老恶少不得不畏惧三分。成年时，王万邦已是身高体壮，浓眉大眼，气度不凡的汉子。本来，小武士们的体力、剑法、勇气是旗鼓相当的，然而王万邦却是鹤立鸡群。23岁那年，他如愿以偿地中武举于湖北。从此，开始了他的征战生涯。

     戎马倥偬铸骁勇

     嘉庆元年（公元1796年）清东乡（今四川宣汉）白号首领王三槐与冷天禄、张子聪等率众起义，共同进功通江、长寿、垫江、绥定、渠县等城。嘉庆三年，王万邦随清军出击起义军，激战于红水河（今达县双河场），事后，王三槐被擒，押解至南充，降于该县知县刘清，最后解至北京被处死。死前，判官问他有什么话说，王三槐冷笑了一下，说：“你们算什么，王万邦才是我的对手！”嘉庆十四年，王万邦调幽燕（今河北省北部及东北部，地属古代幽州和燕国之城）任直隶督林良御营守备。嘉庆末年，任漳州镇（今福建省漳州市）平和营游击。南御北剿，征战频繁，出奇制胜，立下了汗马功劳。嘉庆帝为表彰“丰功伟业，精忠报国，临战鹰扬之实事，乃宣引见，将其功劳册呈现，御览之，龙心欣喜，见其（王万邦）品貌魁梧，勋业炳煌，藉为威镇遐迩，敕封武翼大夫（《王氏家谱》）”。王万邦被召见时，皇上见他未下跪，斥责他无礼。事实上，王万邦进入龙庭即下跪，因为身材高大，跪着与别人站着的高矮差不多，结果闹了一场笑话。道光元年（1821年），王万邦“以骁勇闻名，与桂养斋、罗天鹏埒，以累官参将”（民国《渠县志》）。同年，为守护祖国的海疆，王万邦奉旨调至台湾彰化协镇都督府任协镇都督，兼任北陆路副将（台湾《彰化志》），授职正三品。清廷在台湾置府（隶属福建省），设总兵官，规定非升、降、调，无须奏请陛见一摺，因为台湾远隔重洋，属海疆中尤为重要之地区，文武大员惟镇道二人管辖兵民，职守綦重。故此，当地百姓称王万邦为“海外天子”。王万邦既了解台湾的历史，也熟悉台湾的风土民情。神州的第一大岛在隋以前称夷州，后来改称流求，明末才改为现名。尽管岛名改过多次，但这片土地从古到今都是中国的领土。同时也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历来为列强所觊觎的目标，被竞相侵占、掠夺。早在十五世纪末，日本军阀车臣秀吉就对台湾抱有野心；明天启四年（1624年）和六年，荷兰和西班牙殖民者分别侵入台湾。明末，郑成功率部渡海东进，驱逐了侵略者，收复并据守台湾。王万邦到了海岛，回顾历史，面对现实，深感肩上的担子太沉。他勤于军务，立足防御，效法戚继光，注重练兵、治械、阵图，加强工事。在多次抵御倭寇偷袭的战斗中，他身先士卒，率兵士激战沙场，击退和歼灭了敌人，守住了清朝的海岛、海域，维护了祖国的尊严和领土的完整。同王万邦随军赴台的除了他少年时代的一群称兄道弟的小武士外，还有胞弟王万选、王万安。他们成了兵卒中的勇士。在一次海域战斗中，王万邦的两位胞弟英勇善战，不幸沉没于海底。多次打捞未遂，只好用面粉捏成人体入殓，飘洋过海，运回故里。王万邦见此感铭下泪，却不嗟悔。他认为，七尺男儿，为国舍身，当属其所。

     羁旅彰化期间，他常常步履郊外，与百姓时有交往，还用福建闽南的汉语方言与他们通话。附近一位姓陈的姑娘，念私塾时就非常崇敬勇士，喜欢听王万邦讲文天祥、戚继光、郑成功等民族英雄的故事，还求助于他学习唐诗、宋词、元曲。陈姑娘对王万邦这位富有文韬武略的将军十分钦佩，顿生爱慕之情。她摆脱了富豪子弟对她的羁绊，说服了固执的双亲，无视于世俗的偏见，逐步走进王万邦。一位二十妙龄的少女投入了年近古稀老人的怀抱，一双像莲耦般细嫩的小手紧握一只挥刀舞剑的大手。对于王将军来说这真是“夕阳有诗情，黄昏有画意。”他们一同爬上玉山山峰，眺望祖国大陆，他们把自己的身影一同注入日月潭的碧波里。陈姑娘同王将军终于结成了伉丽，成了王万邦的第四位夫人。

     道光七年（1827年），王万邦奉旨离台。在台湾的七年里，基于他的功勋卓著，皇帝五次封赏他“奉天诰命”，追封他曾祖父、曾祖母、祖父、祖母、父亲、母亲的官爵，分别赐给红、绿、黄、紫、青五色贡缎、丝绸之物。追封王万邦的祖母为淑人，母亲为宜人，太太为夫人。王万邦荣誉满身、官位显赫，倍受皇帝宠信，有望回京加官晋级。完全可以同和珅之流一样中饱私囊，饕餮号饮，酒肆歌楼，香车宝马，享尽人间所谓荣华富贵。然而，在离台前的一天夜里，海风临窗，月色朦胧，王万邦与陈夫人心如海浪，久久无法平静。他们不禁徘徊、踌躇起来：回京后，是继续做官，还是回归田园？陈夫人劝他留住京城，颐养天年。王万邦却默默无语，心思重重。历史上的一幕幕，一帘帘好像万花筒的镜片一样闪现在他的眼前：御史大夫晁错为了巩固汉朝的天下，历尽千辛万苦，莫名其妙地给汉景帝杀了，全家还灭了门；细柳（在长安西南）营的周亚夫立下赫赫战功的一代忠臣名将，最后被汉景帝迫害，屈死于冤狱中。张良之所以能够善始善终，在于他后来隐居不士。面对民间的疾苦，官场的腐败，政治的黑暗，历史的教训，不愿留下一段悔恨自尽的经历，慨然选择了退避的人生之路。于是，他上京面奏皇上，称衰道老，请求解组归田。恩准后，于同年冬回到故乡龙井湾。

     披荣载誉解甲归

     郑板桥题画时写下这样一段话：“掀天揭地之文，震电惊雷之学，呵神骂鬼之谈，无古无今之画，原不在寻常眼孔中也”。王万邦功成名就，弃官为民，为势利小人不可思议也。他慨然回归的举动，这本身就是一篇不寻常的文章，一幅令人称奇的画卷。

     夕阳西下，朔月阵阵。乡亲们得知王万邦重返故里的消息，人们亮着喜悦的眸子站立大道两旁，从太平场（今涌兴场）的西街一直排列到龙井湾，约3公里长的路道上人声鼎沸，热闹非凡。

     街头上有人传道：“王将军到啦！”消息像离弦的箭，很快传开。大道上，立刻响起锣鼓声、唢呐声、鞭炮声。八拉八台轿子浩浩荡荡，风尘仆仆，吸引住男女老少惊喜的目光。“奉天诰命”圣旨，敕命诰封的乌木匣子也同时运回。王万邦掀开轿帘，频频向乡亲挥手致意。老者见着他“少小离家老大回”，别有一番认同感、亲切感；少者见着他则有一番传奇感、自豪感。王万邦举目顾盼，心旌摇动。攀援的藤蔓，枯黄的野草，光秃的桐树，凫凫的竹林，潺潺的溪流，喳闹的麻雀……昔日的一切情景似乎都回来了。他从轿上走下来，见院坝摆放了具有川东北独特风味的48坛咂酒，心中兀自澎湃，激荡不已。他踏着暮冬黄昏醉人的霞光，信步跨入阔别36年的家门槛，内心深处出现了陶渊明归园田后的那种静逸、轻松、芳馨的顿悟。啊，劳顿大半生如今终有歇息养老之日，终有和本家亲戚、邻里相叙之时，不期然的快慰油然而生。

     次日，王万邦怀着一种久违列祖列宗和故土神灵的负疚心态，前去一一拜谒。还安排装油匠人给太平场附近的玉皇宫、文昌宫、关庙、土地庙菩萨穿衣，镶金镀银、穿红着绿。尊尊偶像，焕然一新。此外，前去与座座祖坟燃蜡烧香、叩首作揖之后，便去王氏宗祠中堂上方供奉“王万邦都督府”的竖匾，下殿山门两侧陈放28宿起码牌，金瓜月佛、旗锣轿伞的图案特别醒目。“奉天诰命”圣旨、“敕命诰封”供奉在宅居正房堂屋的神龛上，每月初一十五焚香秉烛。

     王万邦与陈夫人常常在残灯下吟诗作对，共话沧桑，偶然间对改造住宅也有了兴趣。他自己虽说是两鬓银霜，岁月的刀痕悄悄刻满了额头，但他不忍先辈留下的7柱6间瓦屋如此破旧。为了守住祖宗留下的这份产业，他与陈夫人商定，将正房周围的竹壁换成木板，刷上紫红油漆，正面一律改成亮格的推窗，堂屋变作大堂、二堂，正房左右、两侧兴建5柱3间的厢房，将马厩、厨房设列其间。屋脊、翘角贴上闪光的瓷片。院坝两旁各竖一只粗大的桅杆。正堂屋梁上先祖王君锡“齿德兼优”的横匾重新染色。“王万邦都督府”的横匾挂在堂屋大门上。柏树林、慈竹林郁郁葱葱，环绕院落，空气清新，静雅闲逸。陈夫人过惯了海岛生活，对大陆的乡村生活也觉得有滋有味。这对老夫少妻，放弃了刻玉雕琼的殿堂，乐于乡村宁静的温馨。这一切，并未排除王万邦心中的隐忧。武门之家前有古人，却不见来者。王万邦想到这里，不禁悲从中来，怆然涕下。尽管年近古稀，还不时下田劳作，种树种竹，教育两个儿子学文习武，竭尽余力让家珍之渊薮得以盛传。

     皇帝下旨建陵园

     王万邦具体病死于何年何月何日，无从查考。据民国《渠县志》载，“年70余……卒于家”。王万邦死后，皇帝下旨追封他为武翼骑都尉，建造具有一定规模的陵园和一定长度的神道。刻于乾隆年间的“万邦之印”也由清廷收藏（今陈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陵园座落在王万邦故居后面的左侧，面向大小马鞍山。第一进为华表两柱，高9米，滚龙抱柱的浮雕图案栩栩如生，吼天狮子坐卧顶端，凝视前方，朝天呼喊，造型灵巧、别致；第二进为石狮、石马、石人，分别站在墓室前面两边，石人为站将，长袍马褂，头戴盘幅，脑后拖有一条长辫，一副文绉绉的姿态，武官文卫，令人称奇；第三进为墓室，仿木结构，石质建筑，高4.76米，4柱3开间，三室挂着六个三角形护牌。在三重檐歇山式顶下，为五龙捧圣旨的图像特别耀目。正中雕有“宠命世承”的大字，博物专家解释说，王氏家族世世代代受到皇上的恩宠，应继承和发扬精忠报国的传统。左下方雕有“宠锡”，右下方雕有“龙章”的字样。碑文是：“英崛起戎行，扫清妖孽，躬膺荣禄，善始而善终者古来有几人哉。如公以武举遵例随营，调征湖北，身先士卒，斩戟搴旗，题功有四，事峻撤川，进剿教匪，首逆就缚，经略敷能，简任幽燕，历官漳州，且预保升用及其握篆彰化，使其蛟鳄敛迹。而蠢类畏威，岛欤风清，而群黎戴德，海甸修文，荒裔感化，铭勋赏劳，猗欤伟大哉。既而激流勇退，解组归田，课二子，耕勤时复手种竹树，怡性适情。所谓善始善终，非欤矢是，天不宽以岁月。周甲近七，即返帝乡。长君仁，天性朴茂，援例授职，次礼磊落，俊伟卓有，考风知天意，方兴正未有艾也。兹以修墓镂述青珉用彰，天眷并以识诸云初。”这段文字概括了王万邦的生平和业绩。碑面正中竖刻“皇清诰封武翼骑都尉王公讳万邦老人之神位”二十个大字。其它部位浮雕的人物故事、飞禽、游鱼、花木、龙杖、佛珠、宝剑、墨砚等图案，工艺精美，风格独特。这样的官阶，这样的功臣，陵园修得如此豪华、壮阔、巍峨，这是可想而知的。

     在太平场西侧垭口竖有王万邦神道碑，刻有“原任福漳州镇平和营游击调升台湾彰化营协台都督皇清诰封武翼骑都尉王公讳万邦老大人之神位”。神道碑至墓地是一条长约3公里的神道。穿过田园、坡岭、绿荫，显得异常恬静。墓地之后的玉皇山竖有高耸入云的石牌坊，前后刻有“第一大观”、“无上胜境”的大字。牌坊下有王万邦功业牌和300斤重的举重石。

     清代增生李德楷赋诗两首，诗题镌于墓碑两侧。

龙 章

武曲一星临北斗，臣钟百丈渡东洋。

旌旗荡漾蛟龙窟，剑戟森浪日月光。

望重泰山深景仰，功治海水巨淦浪。

从知此事恩波渥，荣诰金花下帝乡。

宠   锡

血战功成简帝台，柳营专向倭蛮开。

六千海甸衔恩去，百万生灵载颂来。

赤电冲霄闻鼍鼓，红云散彩走春雷。

泛知眷念孤臣意，紫诰重封护泉台。

     1980年，王万邦的第六代孙王显清先生将家中保存100多年的三件“奉天诰命”及其诰封无偿献给国家，是现今难得的珍稀文物，迄今保存完好。

     1991年4月21日，经四川省人民政府批准，王万邦墓被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于1998年拨专款维修。现在，墓体基本完整。这是一幅幽僻的乡村墓地，也是一处可观可赏的人文景观。吸引着不少旅游者前来驻足、凭吊。最近，渠县人民政府已把这一景观纳入“龙潭汉阙风景名胜区”的景点规划之列。游者在这里参观古代护国功臣的宏大墓地时，可以从中得到一次古代建筑艺术和浮雕艺术的欣赏机会。这一历史人物墓地发现的消息，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文汇报》、《新晚报》、毛里求斯《华侨日报》、美国《华侨时报》等新闻媒体先后作过报道，福建省宣传单位两次派员专程前来摄影和索取有关资料。王万邦墓已经引起海内外越来越多的爱国人士的关注。

     王万邦在他故乡的土地上静静地躺着。

     王万邦的故事在民间四处传扬。

     [注 载《达州市文史资料》第一辑。

    

三汇民间彩亭艺术

     彩亭，是渠县三汇镇传统的民间造型表演艺术，它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逐渐形成的，有着深厚的民俗文化内涵和广泛的群众基础。尽管在内容上可能与时俱变，但在艺术表现形式上却没有根本性变化，也就是说，“万变不离其宗”。它是在一种封闭环境中绽开的永不凋谢的民间艺术奇葩，具有独特的传承性和变异性。

     独特的艺术风格顽强的生命力

     三汇彩亭艺术之所以沿袭至今，具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经历了两千多年的传承，逐渐形成共同遵守的习惯和风俗。它反映了一定区域内经济生活、社会背景、自然环境及人们的审美需求，显示了顽强的生命力，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每年农历3月16—18日，为三汇镇的亭子会期。这三天，“高缀彩亭，四人舁之招摇过市”（《渠县志》），俗称“抬亭子”。亭子是靠人扎的，是集体劳动和创造的成果。彩亭分3—4层，高达8米以上，下端是四四方方的平台（矮亭），上面竖有一根经悉心加工的铁杆（底柱），细长而分节，相互首尾衔接，杆上支架（铁环）横伸斜展，曲折有致。然后将涂脂抹粉并着上戏装的儿童们固定在支架上，构成折折戏文片断。大衣大裤掩去了支架，凸现了扮演者“高”、“雅”、“险”、“奇”、“巧”的艺术表演特色。这是一大创造。造型表演艺术的核心就是创造，不然，亭上的角色就成不了“活道具”，产生不了吸引力，更不能打动观众。行进中，8位脚夫分4人一组轮换抬着亭子穿越大街、游乐码头。脚夫齐步慢走，亭子闪闪悠悠，似坠非坠，似斜非斜，高而险，奇而巧，静中有动，动中有静，溢光流彩，神奇有致。观众提心吊胆，惊讶万分，演者泰然自若，悠哉游哉。各层的戏文扮演者随着亭子运动的节拍，舞袖摆手，进入角色。在欢快的耍锣声中，彩灯、彩旗开路，亭左亭右亭后簇拥着高跷、旱船、金钱棍、秧歌队、花花船、车灯、玩友、抬总爷等民俗民间风情艺术样式，构成了川东北民俗民间艺术的“富矿”。在长期的彩亭艺术活动中，形成了一个稳定的系统。这与外地抬亭子的活动相比，状貌显得更为壮观，格调更为高雅，色彩更为亮丽。从古到今，一直是广场文艺的“重头戏”。三汇彩亭艺术以自己特有的群体意识，焕发着民俗民间文化的风彩，显示了在统一民族基调上的横向变异性，具有旺盛的生命力，成为巴渠文化中一株耀眼的艺术奇葩，堪称“中华一绝”。

     在传承中变异在变异中传承

     三汇彩亭艺术在巴渠历史的长河中源远流长。在传承和变异中，创造了集民族性、集体性和技艺性于一体的民俗民间艺术。从今天的彩亭，让我们自然联想到古代“百戏”中的“寻木童”。“百戏”是古代乐舞杂技表演的总称，秦代称“百戏”，汉代称“角角氐戏”，南北朝称“散乐”，唐代称“戴竿”。“百戏”包括扛鼎、寻木童、吞刀、吐火等。其中，“寻木童”属高竿杂技，表演者在竿上进行造型表演。应当说是彩亭艺术的萌芽。到了宋代，“寻木童”变成“高台社火”。表演者站在木箱上，由力夫抬着木箱行进，伴着高跷、旱船、竹马、秧歌、舞龙、舞狮、大头宝宝、哑老背妻等（（掌故辞典））。表演场地由固定位置变成移动空间。观众随着木箱移动而移动，场面异常热烈。通常情况下一个高台一个造型，多取材于一些历史故事。“轻薄行歌走，真狂社舞呈”（范成大《上元纪吴中节物俳谐体三十二韵》），以滑稽取笑赢得观众。元代，乐舞与杂技分流，“百戏”的概念已经过时。由“抬箱”变着“抬阁”，一是层数有所增加，二是由成人造型变为儿童造型，三是各层中有一铁杆贯穿。到了明代，“抬阁”盛行于行香走会之中。祟桢五年七月，为了祈雨，组成“抬阁”游行。这时的抬阁与今天的抬亭子大同小异，亦正在《帝京景物略·弘仁挤》中对“抬闹。作了一番描述：“又夸儇者，为抬阁。铁杆数丈，曲折成势，饰楼阁崖木云烟缕形，层置四五儿婴，扮此剧演。其法，环铁约儿腰，平承儿尻，衣彩饰其外，杆暗从一衣物错乱中传下。所见去梢烟处，空坐一儿，或儿跨像马，蹬空飘飘。道旁动色危叹，而儿坐实无少若。人复长杆掇饼饵，频频啖之。路远，日风喧拂，儿则熟眠。”到了清代，“抬阁”已进入鼎盛时期，“抬阁”的扎法和表演方式也有所变化。寓可两丈许，亦以铁芯饰诸器物，而缚五七十儿于上，行时必以长竿为仰叉，纳顶颠，小儿两肩胛下卫之，其中有‘上寿’一抬，为会上必不可少者。”同一时期，还出现了“重阁”，表演的方式则是另一番情景。张汉载在《天津杨柳青小志》中是这样描述的：“会中三有重阁者，人之上饰一人至二人，故曰重也。其法以铁捆长三尺余者，缚于肩背上，螬缚坐小儿八、九岁瘦而慧者，饰为美女形，隐其铁捆，化妆着一假手托茶盘盖碗，美女翘足凤鞋而其上，婆婆团扇以舞也。或立于鸟笼钩上，或立于琶弘于轴上，其衣饰装辗之美秀奢丽，为各方所不及。”“抬阁”也好，“重搁”也好，与今天三汇人抬亭子是大同小异的。“抬阁”的基本扎法被传承下来的地方并不普遍。除渠县三汇外，还有陕西的长武、山西的太原、河北、云南巍山等。三汇彩亭艺术继承、融合和拓展并进，在一个“扎”宇上锻炼、培养和造就了一代又一代技术和艺术人员。扎亭于是十分艰巨而又十分精细的劳动过程。平台2x 2 （米），上加3层，高达8米以上，形成了2立方米的三度空间，下面全由4位脚夫肩扛。铁杆、支架、孩子、道具加起采的重量通常在500公斤以上，入戏的孩子还要做动作，中心、重心技术要求是整体构架极为关键的一环。扎时，既要关照节目内容，又要注意时空界度。实际上是对数学、力学、煅造、绑扎、运载等科技的综合运用，也是对绘画、书法、歌舞、表演艺术的综合运用。人们审美观念的流变性决定着三汇彩亭艺术传承的变异性。这种变异性，实际是艺术改造的力量。

求新求异 内容与时俱变

  三汇彩亭求新求异的艺术追求，给传统艺术注入了传承的生机与活力。在其发展的每一个历史阶段，都融汇了三汇历代人民群众的美学情趣和艺术智慧。在秦汉时期，“百戏”中的“寻橦”属一种高竿杂技，表演者在竿上进行造型表演。宋代以来，“高台社火”的节目多取材于一些历史故事，比如《鸿门宴》、《船舟借伞》、《洞宾渡牡丹》、《唐知县审浩命》等。到了元明清时期，“抬阁”的节目内容有神话故事中的人物，如观音、十八罗汉、姜太公等，也有杂剧片断，如《楚霸王》、《单刀会》、《八仙庆寿》等。辛亥革命风暴席卷川东北一带，在上海读书的一批青年学生回到三汇，传播反封建、废帝制的思想，由此以来，三汇彩亭出现了急公好义、精忠报国的节目。比如《单刀会》、《天门阵》、《岳母刺字》、《梁红玉击鼓抗金》等。解放后，既继承了传统的《火焰山》、《三打白骨精》、《八仙过海》、《嫦娥奔月》，也创造了反映现代戏剧人物的《刘胡兰》、《白毛女》和再现现实生活的《全民皆兵》、《五好家庭》、《体坛群英》、《文明新风》等节目。三汇彩亭艺术经历了自娱自乐、敬神娱神、崇善好美等文化人的求新求异过程。无论过去和现在，三汇彩亭的艺术皆源于巴、洲、渠三河流域这片沃土，源于这片沃土上世世代代的人民，用以反映自己的生活和愿望。三汇彩亭艺术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通俗易懂，寓教于乐，所以受到人民群众的喜欢，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民族文化的发展变化是由每一代人根据自己的条件和喜好，有意识地增加新内容，采取新形式，舍弃旧内容，改革旧形式，是一个无限的进化过程。

     三汇彩亭由于制作的复杂，运载的笨重，表演的艰难，致使历代纵向承传不息，时空横向传播不畅，自始至终在极有限的范围内称奇。对我们来说，要建设先进文化，就必须继承民俗民间文化的优秀成果。当然，传承不是目的，而在于培育和发展。在艺术上、技术上需要不断创新，让这朵民俗民间艺术奇葩更加鲜艳夺目。

     [注 原载《达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年第3期，收入《中国经典文库》一书。

 

渠县汉阙的文化解读

    渠县六处七尊汉晋石阙，约占全国的四分之一，“是全国最多的地方”，（《中国名胜辞典》）堪称“中国汉阙之乡”o诸阙的分布比较集中，而且保存也比较完整，是古人留给我们及子孙后代的一笔宝贵财富。渠县汉阙（含晋阙，下同）与长城八达岭、孔府、武侯祠等古建筑一样，同属国家一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已列人省级风景名胜的“特级景点”，具有世界文化遗产意义。

    从土溪至岩峰的一尊尊汉阙隔三岔五地耸立在10余公里的官道旁，在一些人的眸子里仅仅是被风化了的石柱，对阙的建筑艺术、雕塑艺术、书法艺术却知之甚微，甚至非常陌生。因此，渠县汉阙的文化解读，对正在着眼于建设渠县汉阙长廊的今天，便成了一件极为有意义的事了。

     一、阙谓何物

  “阙”这个词最早出现在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郑风·子衿》篇里。诗曰：“挑兮达兮，在城阙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这里的“城阙”与唐代王勃笔下“城阙辅三秦”的“城阙”一样，都是指的“城楼”。《周礼》、《左传》、《谷梁》、《史记》、《尔雅》、《说文解字》、《风俗通义》等书，都对“阙”有过记述。随着历史的推移，建阙的动因、用料、置地、状貌及作用也不尽一致。商周阙用泥土构筑，以悬天子之号令；春秋阙多立于宫门、王宅及庙宇前，以悬政令；这时，每门所树的两观显得别致，塑有奇禽怪兽之图案，以

昭示万民，饰门在于别尊卑也；汉阙用石凿叠就于墓前居多，亦有树于庙前的，如河南登丰太石阙、少室阙、启母阙均是汉代庙前石阙。渠县六处汉阙与李白在《忆秦娥》中提及的“西风残照，汉家陵阙”，都是汉代墓前石阙，以记官爵、功绩或作装饰之用。古代，宫殿、庙宇、陵墓门前立双柱，左右各一，建成高台，上圆下方，登其上，可远观，故谓之“观”，因悬其法，故谓之“象魏”。两柱之间是空缺，古时“缺”与“阙”相通，其阙之意明也。门阙（双柱）代称宫门，故引申为京阙和宫阙。确切地说，“古代宫庙及墓门立双柱者谓之阙”（《辞源》）。

     二、碑阙有别

    阙是阙，碑是碑，不能混为一谈。有人视汉阙为汉碑，因此使用起“汉碑乡”、“汉碑酒”的称谓来。其实，阙和碑本不是同一物。碑是原始人类在死者坟前立的一块石头，旨在防止死者鬼魂从尸体上升腾起来，作用在于压魂；后来，人们把立于宫、庙、殿、堂前用以识日影或拴马的石柱称作碑。汉代经学大师郑玄说：“宫必有碑，所以识日景，引阴阳也。”那时的石碑没有文字，没有纪念意义。再后，人死入葬时，人们在墓坑周围树立石桩——碑，并凿上孔，用以系绳徐徐下棺，这时的碑仍然没有文字和纪念意义。到了秦代，人们在墓旁石柱上刻下纪念和说明文字，称作刻石。西汉时，把长方形的刻石叫碑，把圆首或不方不圆的刻石叫碣。碑与碣在于记事颂德。东汉以来，树碑立碣蜂起，久而久之，也就碑碣不分，功用也逐渐多了起来。除墓碑外，纪念碑’、墨迹碑、地界碑、里程碑等等，形形色色，沿袭不衰。如果将碑与阙的起因、发展、结构、作用等方面进行比较，不难发现两者是有显著区别的。立碑始于原始人类，尔后沿袭不衰，阙则始于商周，盛于汉代，衰于晋代，

发展沿革迥异；其次，碑由碑基、碑身组成，结构简单，阙则由阙基、阙身、枋子层、介石、斗拱层、屋顶组成，结构复杂得多，两者的形体、状貌各异；再次，碑是不分身份、地位都是可以立的，阙则要具有一定身份、地位的人才可以立；再次，碑在于压魂、拴马、观日景，以作纪念、说明用，阙则在于发号令，悬法规；别尊卑，标明等第、地位，借以扬名壮姓。由此可见，碑和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建筑物。沈府君西阙旁，树有渠县邑侯王椿源在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树立的一尊《沈府君神道碑亭记》的石碑。将沈府君阙的历史沿革、地理位置、考察内容和艺术价值等都刻于碑上，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历史资料。碑与阙作为铭文载体，所记的内容，产生的作用则是不相同的；两种物体都是石头，但状貌就三岁孩童也会分辨。所以，碑和阙之间不能划等号。碑也罢，阙也罢，关键在于它的文物价值。比如陕西西安的碑林、云南曲靖县的爨宝子碑、云南陆良县爨龙颜碑和甘肃武威县的西夏碑等均同属国家一级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

     三、墓阙有主

    现存的渠县六处汉阙皆属墓阙。凡墓阙无疑是有阙主的。但是，渠县的6处汉阙除两处铭文阙外，其余4处无铭阙的阙主却不得而知。应当说，就是因为无铭文而无法找到阙主。为什么会有铭文阙和无铭阙之分呢?阙后的陵墓在哪里呢?阙至墓的神道多长多宽?这一连串的问题长期以来没有找到确切的答案。

    “汉代是建阙的盛期，都城、宫殿、陵墓、祠庙、衙署、官邸以及有一定地位的官民的墓地，都可以按一定等级建阙。”（《渠县文史资料第10辑·渠县汉阙》）这一段话，笔者很在意“官民”二宇。过去，对建阙资格的认识，仅仅停留在“二千石”的官吏身上，没有听到有一定地位的百姓也可以立阙的说法，这似乎是一个新的发现。因为，冯汉骥先生在1961年11期《文物》杂志上载文说：“现在尚保存在四川汉代墓前的石阙，其墓主均是作过太守以上官吏的。”邓天柱先生在《阙乡风采》一书中说：“墓前立石阙者，表示墓主生前有俸禄‘二千石’以上的官阶，起码是太守以上的官爵。有专家说，官至‘二千石’的，死后墓前可立单阙，而立双阙的，生前当封侯。”作者没有说明这段话的出处。为此，我查了一下“二千石”的官称：“汉代郡守月俸二千石，即120斛（hu），因此，‘二千石’成了郡守的别称，有时也作地方行政长官的泛称。”（《中学语文教师手册下册》）冯、邓二先生没有涉及百姓建阙的事，仅仅说只有“二千石”以上的官爵才有建阙的资格。如果说，建阙在于区别尊卑，扬名壮姓，那么既未铭姓也未铭名何故乃尔?当然，不能拿唐代武则天的无宇碑来解释无铭阙之所以无铭，不过，官在“二千石”以上的等级可以立阙，而且立的阙有高有矮；那末，百姓要身居何等地位才允许立阙?立什么样等级的阙?渠县汉阙告诉我们：做官的沈府君阙比同样做官的冯使君阙高0．46米，也许这也是一种官阶差异。4处无铭阙，统统不能铭姓刻名，记功载绩，这也许是一种等级差异，阙主或者是低于“二千石”的官爵，或者是有地位的商贾。在无铭诸阙中，蒲家湾无铭阙比王家坪无铭阙高0．06米，王家坪无铭阙比赵家村东无铭阙高0．02米，赵家村东无铭阙比赵家村西无铭阙高0．21米，应当说这是由阙主与阙主之间不同地位决定的比差。在以礼为中心的中国封建社会，建筑从来都是以其物质的和精神的两个功能作用于社会，一是表达人们的精神寄托，二是通过历史的折光，传达出一种深层文化。说白了，礼是一种等级制度。连人的住宅规模、样式也随人的地位不同而存在明显的等级差别，何况阙乎?

    渠县的铭文阙现有两处，一是沈府君阙，一是冯使君阙。沈府君是谁?研究渠县汉阙的专家、学者没有得出考证结论。惟一能够提供一点研究线索的，就是民国（渠县志·别录志）所载的一点点文字：“按《华阳国志?益郡志》：孝明帝水平十二年，哀牢抑狼遣子奉献帝，乃置永昌郡治之，以蜀郡郑纯为太守，纯后以太守著名绩者，有蜀郡张化常，元巴郡沈稚、黎彪，此沈稚或即交趾都尉沈君。盖永昌即云南永昌府，去交趾最近，意者，由永昌太守移官其地耳。”这段话关于交趾都尉沈君即沈稚的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姑且将沈府君认作沈稚。当然，亦须存疑续考。

    沈府君阙是渠县诸阙中惟一幸存的双体阙，也是诸阙中最高的两尊阙。东阙和西阙相距21．62米。西阙正面铭文是： 

  “汉新丰令交趾都尉沈府君神道’’

  “新丰”指东汉京师所辖十二县之一。“令”是官名。新丰令即新丰县县令。按当时的规定，所辖区域万户以上称“令”，万户以下称“长”。“新丰”在今陕西省临潼县东北的新丰镇。

  “交趾都尉”。东汉时，交趾郡是边关的要害郡，除设郡守外，还设都尉。交趾在现在的越南（时为安南）河内市东部，天德江北岸。都尉是东汉时辅佐郡守的军官，负责掌管一个郡的全部军事。

  “沈府君”。汉代称太守为府君。（后汉书·华佗传》：“广陵太守陈登忽患匈（胸）中烦懑，面赤不食。佗脉之，曰：‘府君胃中有虫。”’这里，华佗称广陵太守陈登为府君。

府君也可用作对神的敬称。

     “神道”。（后汉书·中山简王焉传）：“大为修冢莹，开神道。”李贤注曰：“墓前开道，立石柱以为标，谓神道。”

     东阙铭文内容是西阙的承接，铭文如下：

   “汉谒者北屯司马左都侯沈府君神道”

  “谒者”，为汉代郎中令属官。郎中令是皇帝左右亲近的官职。后来，职权有所变化，改为管理车、骑、门户，并内立侍卫，外从征伐。

  北屯司马。汉制，大将军营五部，北屯为五部之一。部各留军司马一人，为军府之官，在将军之下，综理一府之事，参与军事计划。

左都侯。东汉设“三都”：其一，东都雒（1m）由（今洛阳市东北）；其二，西都长安（汉城在今西安市西北）；其三，南都宛（yuan），在今河南南阳市。左都为三都之一。孔颖达在（邶风·旌丘序》中说：“侯为州牧也。”东汉灵帝时，改刺史为州牧，居于郡守之上，掌管一州之军政大权。“都”“州”同级。左都侯是沈稚的最高官位。

    另一处铭文阙是座落在土溪镇赵家村的冯使君阙，现存单体，阙主冯焕（?—121年），在汉和帝永之元年到汉安帝建光元年（89年）以来，相继担任尚书侍郎、河南京令、豫州刺史、幽州刺史。汉安帝元年（121年）正月，冯焕与所辖玄菟太守姚光、辽东太守蔡讽等率将士出塞高句骊、氵岁貊，初战告捷，捕斩了氵岁貊渠帅，缴获了兵马财物。这场征讨战后，夏四月，辽东属国都尉庞奋捏造《玺书》，以皇上的名义杀害了玄菟太守姚光，还将冯焕投入狱中。冯焕这位有功之臣，竟然蒙受不白之冤，忧愤交加，意欲自杀。冯焕的儿子冯绲怀疑《玺书》有假，并对父亲说：“大人在州，志欲去恶，实无它故，必是凶人妄诈，规肆奸毒。愿以事自上。甘罪无晚。”冯焕采纳了儿子的意见，决定“上书自讼”。经查明，“果诈者所为”。因为庞奋一伙贪官污吏的丑恶行径常常受阻于冯焕这样的清正廉洁官吏，给他们过不去的地方太多，于是早就怀恨在胸，多次设陷阱对冯焕等人加以残害，黔驴技穷，竟然伪造“圣旨”，捏造罪名，杀害功臣姚光，陷害冯焕。最后庞奋被处死，罪有应得。但冯焕却病死于狱中。汉安帝“怜之，赐焕光钱十万，以子为郎中。绲由是知名……”

    冯焕死后，部属将他的遗体运回故里。冯焕豫州旧部颖川、汝南等诸曹史得帐下司马、武刚司马10余人，为焕立碑，镌刻墓志。还另立碑刻有汉安帝告豫州刺史冯焕的诏书（已失）。

    阙身正面铭文是：

    “故尚书侍郎河南京令豫州幽州刺史冯使君神道”

尚书侍郎。汉武帝时，尚书因在皇帝左右办事，掌管文书奏章，地位重要。东汉时正式成为协助皇帝处理政务的官员。从此，大司徒（司徒）、大司马（太尉）、大司空（司空）等“三公”权力逐渐削弱。尚书台成了政务中枢，其属官初任时为“郎中”，满一年为“尚书郎”，  

三年为“尚书侍郎”。

    河南京令。东汉光武帝刘秀建都洛阳，在献帝刘协建安十八年（213年）“省州并郡”以前，全国除设十二州，辖九十八郡国外，还设有河南尹、京兆尹（洛阳以西）、左冯翊、右扶风、司隶校尉等中央直辖行政权。《后汉书·百官志五》：“凡州设督都为京都，置尹一人，二千石。”“属官，每县、邑、道，大者设令一人，一千石，其次设长，四百石，小者设长，三百石。”可以推断，冯焕任河南京令，可能是京兆尹属下的河南县令，由京俸四百石的尚书侍郎晋升为京俸一千石的京郊县令。

    豫州幽州刺史。汉武帝时，州设刺史，以六条察问郡 县，为监察性质，其官阶低于郡守。汉成帝时，改刺史为州牧，官阶在郡守之上。东汉初（25年）又称刺史，为州之最高行政和军事长官。冯焕在幽州任刺史，所辖11郡国，90县、邑、侯国。当时的幽州治地在今北京城西南。使君，即太守。

    渠县除现存的六处汉阙外，应当说还有一处冯绲墓阙。据民国《渠县志·别录志》载：“车骑将军冯公之铭，永康元年为冯绲立，县东九十里，双石阙西南二丈三尺，界连大竹，铭碑尚存，额篆如上云云。碑作隶书，隐约可辨。”墓在何处，阙在何方?无以查考。据载，墓道中立有双排六玉碑，“其上有鸟三足，狐九尾，其下则二鹿，有一人跨其右者。最下一牛首。六玉碑上有朱雀，下有玄武。”

     四、阙的建筑

     汉阙是汉代建筑的实物例证。在我国五千年的文化史上，保存完整的而又最为悠久的地面建筑物现在只剩下汉阙了。如此稀世珍品，对于研究古代建筑结构和复原一些汉代建筑提供了难得的依据。对于研究历史科学和艺术发展史具有很高的价值。

    渠县六处汉阙都是石质仿木结构建筑，皆为双体，东阙、西阙对称。除沈府君阙双体尚存外，其余5处仅存一尊主阙（东阙）。所谓主阙（母阙）是针对副阙（子阙或耳阙）而言。在主阙的楼部以下，曾有与之相接的副阙，迄今还能见到一些痕迹。副阙的设置既增强了整体阙的稳固性，又给人以造型上的美观。可惜，近两千年的风雨剥蚀和人为损坏，副阙统统不复存在。

    从外形看，渠县六处汉阙的建筑结构基本相同，皆由阙基、阙身、楼部（枋子层、介石、斗拱层）和屋顶四个部分组成。

    阙基为一块厚重的长方形石板铺成，平稳而坚实，其上矗立着用整块青砂长石做成的阙身，呈下侈上收的侧脚式，有力地增强了整个阙体的稳定性。这里要说明的是，蒲家湾无铭阙的阙身与其它阙不一样，是用两块石头叠就而成的，稳固程度相对差一些。

    阙身上面是楼部，属骨架结构，由三块大石叠就。第一层为枋于层，雕刻着纵横交错的方柱，有表示两柱间起连接作用的横木，下面刻有栌斗，下接阙身立柱，上承枋头，四侧刻有角神（沈府君阙为力士），高浮雕或圆雕；第二层为介石，四面平直，布满浅浮雕方胜图案，第三层为斗拱，两侧为曲拱。沈府君阙、冯使君阙的斗拱设在阙顶底部的檐下，与我国房屋建筑的挑梁一样，王家坪、赵家坪无铭阙的斗拱不在檐下，而在檐下的薄石房、斗形厚石层之下，沈府君阙和蒲家湾无铭阙刻有鸳鸯交手拱，赵家村西无铭阙刻“∽”形斗拱，真是千姿百态，五花八门，极具装饰性。整个楼部建筑轮廓有曲有直，对称协调、朴实美观。

    阙顶乃重檐庑殿式（蒲家湾无铭阙为单檐），刻有草叶纹的瓦当（筒瓦的瓦头），这是仿木结构最明显的例证。

    汉阙是汉代建筑的记录和再现，形象地反映了汉代的生产水平和文化精神，是文明进程的实物标志之一。

     五、阙上雕塑

     渠县汉阙的雕塑艺术主要表现为造型浮雕和纹饰图；案，是古代巴蜀社会泛灵信仰和客观现实生活的写照，也是华夏文化的统一性和巴蜀文化的多样性的综合反映。：具体地说，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反映了“清静无为”的道教文化思想。

     古代神话中的青龙、朱雀（鸟）、白虎、玄武四个方位神，为道教所信奉。诸阙几乎均刻有这“四象”，阙身正面上方刻南方神朱雀，正面下方刻北方神玄武，阙身两侧分别刻东方神青龙（苍龙）和西方神白虎，意味着踞守了天体二十八宿，每日住一宿舍或“岁镇一宿”，便进入了“清静无为”之境界。与迄今祈祷死者“安息”之类的意思相近。西汉以来，统治者以“黄老清静”之术治天下，阙上的“四象”图案，正是在道教文化思想指导下的选择与创作。

    其二，反映了巴蜀泛灵信仰意识。所谓泛灵信仰又称为万物有灵沦，是世间对超自然存在物最普遍的信仰之一。比如，阙上的马、牛、羊、鹿、虎、狐、兔、蛇、鱼、蟾蜍等常见动物；饕餮、铺首、人兽鸟身、人骑神兽、日神、月神、角神等不知为何物的怪类；三株树、果树、水草、高梁等神树神禾，乃为“登天之梯”（《山海经校注》）。上述图案并非一般意义上的雕塑，而是陵前祭祀晶，是属于阙主的种种神灵，是古代巴蜀泛灵信仰的表现。

    其三，栩栩如生的故事画卷。王家坪无铭阙刻的“荆轲刺秦”，再现了历史上这段广为传述的故事；沈府君阙和蒲家湾无铭阙的“董永侍父”，形象地讲述了一个民间故事。如此画卷在整个四川石刻画像中是绝无仅有的。

    其四，汉晋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赵家村东、西无铭阙和王家坪无铭阙刻有“出行图”、“献礼图”，是对当时官吏、富户生活的披露；蒲家湾无铭阙上的独轮车，引起我国著名机械工程专家刘仙洲的注意，因此把这种独轮车的创造期推及到西汉晚年，觉得是一大发现。尤为引人注视的枞像、裸体人捉鸟、六博、戏虎、庖厨、送别等图案内容，反映了渠江流域当时吃喝玩乐的世俗民情，这既是人们在生产生活过程中的某种活动和行为，也是对人们的愿望、心理和要求的表达。可见，这与受封建礼教束缚下的中原文化是有明显区别的。

    阙上的雕塑技术运用了阴线刻、浮雕、凹刻、高浮雕等多种雕刻手法，每一幅雕塑具有生动形象，简朴含蓄的特点，是“时代精神的物化立体组合”，是“世界雕塑艺术史上的奇迹”（《中国一绝》）。

六、阙上书法

    汉代的书艺以隶书为大宗，也是汉代的通行文字，由于使用和审美的要求，在形体上产生“八分”，言其势左右分布相背然也，在书法史上形成独具一格的汉隶。汉隶的进一步发展，到东汉末年又有了“侧”（点）、“掠”（长撇）、超（直钩）、啄（短撇），结构上更趋于严整，并逐步形成正楷，即所谓“今隶”。铭文隶书，精细工整。东汉时形成了正势结构的方正派，用笔劲直的劲直派，用毫端书写的行劲派，顿挫飞扬的华美派，用笔平放的平展派，刚柔精劲的透劲派，字大厚重的雄放派，飘逸有致的恬逸派等各种风格流派，标志着东汉隶书达到了成熟的高峰。

    由此，不难发现，冯使君阙的铭文瘦劲清朗，乃行劲派的风格；沈府君阙铭文流畅飘逸，乃恬逸派的风格。唐代张怀瑾赞颂沈府君阙的书法艺术是“作威投戟，腾气扬波，非晋魏以来所能仿佛也。”南宋刘象之《舆地纪胜》载，“铭文中沈字、左字、道字、丰字，发笔皆长过三四寸许，令字、交字两笔皆长，君字中笔亦长。”为诸阙所未见。千百年来，沈府君阙的铭文为世人争相摹拓，仅清道光年间就有“数百纸”在海外流传，收藏者如得异宝。左宜友、江文双编著的《隶书入门》（台湾艺术图书公司与世界图书公司联合出版）把沈府君阙的铭文两幅拓片列为“历代隶书精品欣赏”之列，并对沈府君阙铭文的八分体隶书作了评价：“在广阔的石面上写了一行文字。在普通的情形，应该整齐地书写，但如果这样，势必过于单调，所以向左右尽情撇钩过去。宛如在寂静的山中聆听鸟鸣的余韵，使人感到恬静清爽。”认为铭文“写得堂皇而气派”，“竟是在四川省名叫渠县的小地方发现，真叫人感到有趣”。

    渠县汉阙的书艺，反映了一个时代的文化模式，同时让人领悟到阙主的性格特征及社会影响力。

     七、阙的魅力

     渠县是川东北文化的起源地，是巴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周代，古代賨人（板楣蛮）曾参加“巴师代纣”，建立了蠢国，国都在今土溪城坝，辖区东至云阳，西至阆中，南至合川，北至巴中。公元前314年，秦置宕渠县，治所土溪城坝，即“古之賨国都”。公元前206年，帮助刘邦、项羽推翻秦二世和公元前202年击败项羽，帮助刘邦建立汉朝，“天性劲勇”的賨人功不可没，所创造的《巴渝舞》受到充分肯定，并引入宫廷。源于川东一带的民歌《竹枝词》在渠江流域风行，深受百姓喜爱。公元306年，宕渠人李雄做了大成皇帝，渠县改县为郡。汉晋时期，渠县仍为川东北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当时民俗方面的一大特色，就是贵族、大地主、大商贾厚葬之风盛行。渠县六处汉晋石阙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的产物。六处汉阙各有各的特色：惟一有阙主纪年和生平的是冯使君阙；惟一由两块大石组成阙身的是蒲家湾无铭阙；雕塑内容最丰富的是王家坪无铭阙；斗拱架在柱上有别于诸阙的是赵家村东无铭阙；建筑年代最晚，阙体最矮的是赵家村西无铭阙。历朝历代的有识之士对汉阙的保护付出了大量心血和采取了有效措施。所以，我们至今还能目睹近两千年的古建筑，应当说是一种幸运。海内外的专家、学者及游者对渠县汉阙寄予了极大的关注。

     1914-1917年，法国传教士维克多·色伽兰一行三人考察汉阙后，编著了《中国西部考古记》、《中国考古调查图录》，发表了渠县汉阙19张照片。渠县汉阙破天荒地走进了欧洲读者的视野，引起了轰动。1939年，中国营造学社责任研究员、中国古物保管委员会专门委员粱思成和陈明等著名学者到渠县考察汉阙，肯定了渠县汉阙的艺术价值；解放后，日本汉学家皈田隆一、研究生清水美纪，丹麦汉学家安妮·帕鲁丹，德国高级研究员科琳娜·肖克特、约翰尼斯·马克斯以及美国、比利时的专家、学者先后到渠县考察汉阙。皈田隆一第二次来渠县，顶风冒雨，徒步前往，见阙被雨淋，不禁痛彻心扉，感铭落泪。回国后，他撰写了大量有关渠县汉阙的考古文章。国内的专家、学者、作家、艺术家、游客到了渠县都得去看看汉阙，他们说：“到了渠县不看汉阙，等于没到渠县。”所以，汉阙既是渠县珍贵的历史文物，也是渠县的名胜品牌。

     [注 原载《达县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4年第3期

 

渠城“八•二一”惨案

     1940年8月21日，日本军国主义出动36架飞机，在渠县县城上空投下炸弹、燃烧弹近50枚，并且机枪俯冲扫射居民，造成伤亡600余人，其中丧命400余人，百分之八十的房屋、建筑被炸毁、燃烧，全城一片废墟。人们永远不会忘记渠城“八、二一”惨案。

     是日午后2时，烈日炎炎，暑气逼人，院落间的黄桷树，街道两旁的杨柳，不时送来阵阵爽风。经商的、品茶的、午睡的、行路的是那样的平静如常。蓦然，隐约的“轰轰”声凌空传来，人们举目眺望，惊异地呼喊：“飞机，东边，三架一起！”成群的飞机接踵而至，由“品”字形逐渐变成“一字”形。机身临近县城上空，轰鸣声渐渐增大。有人警觉地发现太阳旗后惊呼：“日本飞机！”渠城骚动了，呐喊了，逃命的人群扶老携幼，惊慌失措，东奔西走，一片混乱，这时，第一颗炸弹落在观音庵（今县中医院），石岩坎垮塌了，古老的黄桷树翻兜，数十人倒在血泊中。接着，东门的王爷庙、同茂书局，中正街的万石仓、杨家祠堂、火神庙，北门的观音阁、棉业公会、药王庙、九间房子、渠中路口及后溪沟农舍等处都中了弹，还遭到机枪扫射。燃烧弹的火舌从东门伸向正街，再舔向南门，县城一片火海，浓烟滚滚。大火持续3天3夜。城隍庙（今县府招待所）的“万石军粮仓”燃烧一月有余，变成一片灰烬。仅东门、正街和北门的房屋就被毁掉400余家。当时县城的8路、12条街、9条巷、8祠、9宫、18庙、除北大街哑巴巷以北，内南街李家祠堂以南及县府街外，几乎全被炸毁、焚烧，入眸的仅是断壁残垣，灰烬瓦砾。县城满目凄凉，四处呻吟。东门糜伦一家7口中弹身亡，中正街张孝如家除本人外出幸免，其余7口均被炸死，北门裴松山一家10口无一人幸存，江船中20余人全被炸沉，后溪沟枯井旁数十具死尸的鲜血染红了稻田，一位少妇奔命逃往癞子洞，入洞时，才发现手中孩子的头被弹片削去，年仅3岁的儿童被炸断了腿和指……树上、残檐上、电线上沾满了鲜血、碎肉、头发。日本军国主义给渠县人民欠下了笔笔血债。

     城破家毁街重建，强盗逞凶又造孽。次年7月28日，日机26架，投弹7枚；7月30日，日机27架，投弹54枚。在继“八、二一”惨案之后，两次再度轰炸渠县县城，使这座历史悠久的古城毁之殆尽。建筑物破坏之惨重，人民伤亡数之众多，财产损失之巨大，在全川被日机轰炸的数十个县城中，渠城居第一位。

     重温历史，坚持用这类活生生的历史史实加强对民众特别是青少年的爱国主义教育，是一件勿容忽视的大事。西方和一些欧洲国家长期坚持揭露纳粹在“二战时期犯下的罪行，迄今仍将二战时期的罪犯列入追捕之列。只有这样，才能有力地遏制左翼分子为二战罪行开脱的行径。同时，让更多的人保持高度警惕，目的在于记住昨天，防止悲剧的重演，以期全人类的和平，发展与进步。

 

六三禁烟节纪事

     民国38年6月3日，渠县县政府在县参议会礼堂（今县政府招待所）召开“六·一三”禁烟节大会。县城居民都知道，县政府年年都要这样风风火火一阵子。禁的照禁，销的照销，运的照运，吸的照吸。现在，又到了节口，自然也不例外。据说这阵规模要搞得大大的，硬是要动真格。全县查收拢来的数千斤鸦片，通过禁烟节这个时候当众一把火而焚之，谁也不敢去勒取这笔“财富”。

     消息一传开，城头有人信，也有人不信。信者是看的架势，疑者总把不久前发生的一件事联想起来：县城有位开烟馆的大老板，除公开经营“官土”（鸦片）外，还暗地发力从外地运回鸦片、吗啡之类销售，不知不觉发了一笔横财。上面传来一道禁烟训令，说是要把那些开烟馆老板个个吓得屁滚尿流。老板们为保脑袋，便想方设法去贿赂“乌纱”，时间过了许久，没见到一位烟馆大老板的人头落地，看到的到是一位烟馆大老板的力夫被公开枪毙了。这件事在大街小巷议论开来，也传到渠中、师范、来仪等学校，青年学生听后不禁义愤填膺。

     禁烟节又到了，各中学、师范都派学生代表参会。师范生邓明煌、王秋生是两位血气方刚的小伙子，他们对学生吃糙米的怒气未消，加之听到愤愤不平的传闻，心头的怒火添油，燃得更旺。大会开始了，县长刘炳中照例要讲一通体体面面的大话，什么“禁烟于国家、民众的好处呀”，什么“人人行动起来，彻底禁绝鸦片呀”……他在上面讲，人们在下面看，就看他说的做的是不是一回事。

     会后，在参议会大坝设了禁烟场。一大堆鸦片堆放在坝子中间，黑黝黝的。周围站满了市民、学生、商贩、手工业者等。一会儿，警丁用竹篙点燃了那堆鸦片，火光熊熊，烟雾缭绕。有人见了，翘起指拇称道：“嘿，县政府今年不踩假水了！”可是，没过多久，火熄了，烟也渐渐灭了，警丁随即驱赶人群。邓明煌、王秋生等一群青年学生觉得蹊跷，还剩那么大一堆何以不燃呢？他们各去寻得一根竹棍儿，走近烟堆，蹲下身子，一块一块地剥开，定神一看，这才发现了秘密：原来外而一层确实是鸦片，一会儿就燃尽了；剩下的则是一大堆牛屎。这种偷天换日的鬼把戏，没有能够逃脱两位青年学生雪亮的眼睛。

     邓明煌、王秋生立刻跑上前去质问刘炳中：“去看，去看，哪是烟嘛，你们县政府为什么哄人！”刘炳中气得吹胡瞪眼，在事实面前也不便多说，只好劝道：“学生就得好好读书，少管闲事！”说完，便令警丁驱赶学生。邓、王不依，硬要刘炳中说个“子曰”。这下，刘恼羞成怒，撩袖露拳地：“走不走？嗯！”主子递眼色，帮凶更厉害。邓、王很快被警丁包围起来。

     同学们见势不妙，便一拥而上护住邓明煌、王秋生。有人劝道：“这样的事太多，这样的官不少，不要以卵击石，走吧！”

     同学们带着一腔怒气离开了禁烟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