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是纯净的火焰，我们活在世上，心中有一轮无形的太阳。——托·布朗

    

 

聂耳与国歌

     无论是诗

     无论是歌

     都是

     炸弹和旗帜

     ……

     ——马雅可夫斯基

     是的，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国歌，正是这样的一首诗，这样的一首歌。

     国歌原名《义勇军进行曲》，是1936年上海电通公司出品的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歌。1949年9月，经毛泽东提议并经中国人民政治部协商会议决定，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代国歌。毛泽东提议时讲了四个字“安不忘危”。1977年被定为国歌。1978年3月5日，五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改定国歌歌词的决定。对此，各方面一直有不同意见。1982年12月4日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决定恢复《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这支歌曲在国内传唱几个时代，响遍祖国东西南北中，也为世界人民喜爱。

     聂耳（1912~1935），云南昆明人，云南省第一师范毕业。1933年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当过兵、做过店员，参加过剧社、影片公司的工作。1933年~1935年，先后创作《码头之歌》、《大路歌》、《开路先锋》、《开矿歌》、《新女性》、《母性之光》、《毕业歌》、《卖报歌》、《铁蹄下的歌女》、《塞外村女》及民乐合奏《金蛇狂舞》、《翠湖春晓》等歌曲41首。此外，还为田汉的歌剧《扬子江暴风雨》，话剧《回春之曲》谱曲。他以黑天使的笔名在报刊上发表《芭蕉叶上诗》、《中国歌舞短论》两篇文章，对明月歌剧社演出中的节目迎合资产阶级低级趣味的倾向提出了严肃批评，并毅然离开了这家艺术团体，进入联华影片公司担任唱片录音工作，努力促进左翼电影的发展。这正是他追求“能兴奋起，鼓舞起劳苦群众的情绪的音乐”的具体体现。

     1934年，中国共产党提出抗日救国六大纲领，推动了全国抗日救国运动。田汉、夏衍正筹拍反映三十年代爱国知识分子走出书斋奔赴抗日战场为题材的故事影片《风云儿女》，约请聂耳为该片谱写主题歌。这时，国民政府当局与租界巡捕房勾结，秘密逮捕田汉。被捕前，田汉在匆忙中将歌词写在一张香烟锡箔的衬纸上，由夏衍转交聂耳。谁知，聂耳也属被捕之列。党组织决定让聂耳取道日本去苏联。动身前，聂耳通宵达旦写成初稿，去日本后将修改稿邮回。这首歌曲长为14字一句，短动2字一句，结构独特，音调激昂，节奏有力，有如战斗的号角，奋进飘扬的旗帜，鼓舞着中国人民向侵略者冲锋陷阵，英勇战斗。今天唱来，让我们居安思危，让我永远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这歌声就是民族凝聚力，就是奋斗的力量。

     万万没有想到，聂耳将《义勇军进行曲》邮回国内不久，因游泳沉溺于日本鹄沼海里，年仅24岁，比“神童”音乐家莫扎特还要早逝11年，实在是令人痛惜的了。

    

     [注  载《达州文艺报》2001年8月5日。

    

红岩英烈杨汉秀

     红岩精神主要是从红岩英烈身上体现出来的。杨汉秀追求真理的付出是巨大的，目标是执著的。

     杨汉秀，又名杨稚华、杨俊、吴铭，1912年8月生于广安县龙台寺，入籍渠县渠东乡（今天星镇），家为川东巨富。她的大伯父杨森是四川著名军阀，父亲杨懋修曾任川军唐廷牧师旅长，后在杨森部队任师长。虽然出身于这样一个大地主、大军阀家庭，但她同情在死亡线上挣扎的贫苦农民。

     杨汉忻是杨森的长子，早年外出求学，并参加了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多次化妆回广安老家，给杨汉秀讲世界形势，分析中国现状，宣传反帝、反封建的新思想，并鼓励她走出一条新的人生道路。

     1924年前后，杨汉秀随二嫂阎纯礼在渠县李渡的一所由天主教会办的小学潜德女校读书。在女校，她结交了不少贫苦农民家庭出身的同学，经常用钱粮、衣物资助她们。很多同学爱同她接近，认为她为人忠厚，穿着朴实，学习成绩较好，把她当成自己的亲姊妹。

     1926年夏天，杨汉秀随父亲去万县念书，住在伯父杨森军部。杨汉秀听过当时为该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的朱德的谈话、演讲。朱德还教她读书，为她解答问题，给她讲革命道理。

     万县“九。五”事件后，杨森借故送走党代表朱德，加紧勾结军阀吴佩孚去攻打武汉临时革命政府。杨汉秀在重庆文德女子中学毕业后回到广安龙台寺，其母阎玉清要她与渠县一姓张的纨绔子弟结婚，因她极力反对才作罢。

     1934年，杨汉秀与在杨懋修师部任文书的赵致和结为夫妻。婚后，她希望赵致和读书上进，不任军职。1935年，杨汉秀随同赵到上海。但赵致和身体很差，学习美术未成便返回四川，后因病重死于渠县。这时，杨汉秀已有一子赵再民、一女杨军，还收留了渠县城东无依无靠的孤儿文德和孤女赵再华。

     1937年，杨汉秀回到广安。渴望参加革命的她认识了一位名叫朱挹清（共产党员）的家庭教师。朱向她介绍八路军和延安“新世界”的情况，坚定了她寻求真理的决心。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在朱挹清的支持下，她离家去成都，到中共地下组织领导下的《星芒报》社搞校对。1940年春，她带着朱挹清的推荐信乘车北上，受到国民党军队阻挠，曾被国民党四十军庞炳勋部软禁，她乔装朝鲜族妇女才得以脱险。抵西安，她受八路军办事处朱德、康克清接见，并被送去延安，先后在鲁迅艺术学院和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参加南泥湾大生产运动和整风运动。1943年，她在延安中国公学第七班学习。1945年7月，她分配到关中专署工作。以后在陕甘宁边区打过游击，当过美术教员，带领过宣传队、剧团，还主持过兵站工作。

     1945年9月，杨汉秀从关中调回延安，受到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接见。抗战胜利后，杨汉秀（改吴铭）调回四川。1946年初，经朱德、王维舟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6年3月，杨汉秀随周恩来的飞机，便受到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她经常出入杨森的重庆公馆“渝舍”，做杨森的统战工作，但杨森以“人都老了，还去改姓？”为由拒绝接受。

     1947年3月，杨汉秀借探亲之名经邻水回渠县。她利用杨森侄女的身份走亲访友，广泛接触社会各界人士，做了大量的统战和宣传工作；她住在渠县城东草街子，穿着农民服装，自己洗衣、做饭，有时还下地种菜，做农活，对接近的青年给介绍延安的情况，还不时去探望教会办的孤儿院，资助雷云生、卢新华两个孤儿上中学、读师范，帮助他们成家立业；她以孤儿雷云生的名义，在渠县金街坡茶馆设通讯处，借“做生意”之名，保持与外界的联系，获取重庆方面的情报。

     1947年7月，杨汉秀买下渠县城内金街坡“显华斋”照像馆的房子。当时，中统特务漆旭以“延安来人”为由，向国民党渠县特委会密告，将她逮捕，关押在渠县警察局，后押送成都。

     在成都国民党省特委会将军衙门，杨向同牢的青年讲解革命斗志。在党组织设法营救她的同时，杨森竟对亲侄女的死活置之不理。后因省特委会“查无证据”才将其释放。

     但由于当时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已被敌人封闭，工作人员都返回了延安，杨汉秀的组织关系一直未接上。

     1948年初，川东地下党在华蓥山地区发动武装起义。杨汉秀变卖了自己陪嫁的家产支援武装斗争。她说：“只要革命需要，我愿意献出自己的一切。”

     1948年9月的一天下午，刚参加孤儿院院长江朝宗葬礼回家的杨汉秀，被国民党西南长官公署二处副处长杨元林逮捕。特务包围了她的住所，有两个家伙撞进院去对她凶暴地吼道：“刘（秉中）县长请你去说话！”杨汉秀借进厕所的机会，迅速将一个小包塞在屋后的乱石缝里，这就是后来保存下来的王维舟介绍杨汉秀去见周恩来的介绍信和她在延安时的照片。被捕后，她大义凛然地痛骂县长刘秉中。第二天上午约8点钟左右，特务们又押解她回到金街坡住所搜查。她趁特务不注意，偷偷放了个小纸团在门前玩耍的街邻孩子的帽里，写着：“我去了，希望你们好好照看家里！”意思是希望同志们坚持工作，将革命进行到底！杨汉秀从渠县押往重庆，关在“中美合作所”渣滓洞女牢。

     在狱中，杨汉秀关心难友，帮助病员做事。狱外送来给她的食品、衣物，她总是让大家分用。中共川东临时工委书记王璞之妻左绍英狱中分娩难产，她愤怒敲击牢门，要当局解难，迫使监狱方派医生接生，使“监狱之花”得以降临人间。1949年春节前夕，她要求看守所允许难友举行春节联欢会，并带头化妆跳秧歌舞《欢迎英勇的人民解放军》。

     1949年4月，杨汉秀的母亲阎玉清赶到重庆，求杨森的小老婆田蘅秋将杨汉秀营救出来。出狱后，杨森把她安置在市民医院“疗养”，并派他的姨太太们轮流看守。

     1949年9月12日，重庆发生了一场震惊中外的大火灾，市长杨森和警备司令刘雨卿用贼喊捉贼的伎俩，大肆污蔑共产党人。杨汉秀看到国民党报纸上对“九。一二”火灾的歪曲报道。不禁放声嘲笑，当面揭露杨森嫁祸于人的阴谋。杨森恼羞成怒，于9月17日午夜将杨汉秀秘密逮捕，他想将杨汉秀公开枪决，企图制造共产党“纵火”骗局，换取“大义灭亲”的名声。在当晚的审讯中，杨汉秀对污蔑共产党和强加于她头上的“罪状”逐一加以驳斥，使杨森的阴谋未能得逞。

     1949年9月18日上午，几个特务冲进杨汉秀的囚室，用布袋紧紧蒙住她的头部，拖入一辆小娇车内，驰上成渝公路。在到达金刚坡碉堡前，他们在车内用绳子将杨汉秀活活勒死，把尸首从车上抛入事先掘好的坑里，拍下照片后埋土。

     解放后，有关单位一直在查找杨汉秀烈士遗骨。直到1979年，重庆市美蒋罪行展览馆才根据特务的供词和一些新获得的资料，在当地农民的协助下，终于从废圮碉堡的松散基脚找到了烈士的遗骨。

     1980年11月25日，重庆市民政局和重庆市美蒋罪行展览馆为杨汉秀烈士举行了隆重的遗骨移葬仪式。参加者除有关方面的领导和群众外，还有烈士的子女。杨汉秀烈士的忠骨移葬于重庆“一一。二七”烈士陵园，供人民群众瞻仰、纪念。

     [注 载《达州日报》2001年9月2日。

 

《太阳出来喜洋洋》曲作者——蓝河

     读小学时就会唱《太阳出来喜洋洋》这支歌，可不知道作者是谁。后来听说这支歌影响遍及全世界，凡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人唱。但很少有人知道这首民歌的曲作者是原渠县中学音乐教师蓝河。我在为渠中编志书时，便开始注意打听作者的生平。

     蓝河，男，原名李大中，1920年生于吉林省怀德县（今公主岭市），“9.18”事变后流亡关内，1935年在北京国立中学读书。“7.7”事变后他再度流亡到武汉板桥镇国立东北中山中学读高中。怀着“打回老家去”的心愿，1937年李大中考入黄埔军校第15期，随校撤退，徒步行军训练一年，经宜昌、重庆，到了成都。1942年在重庆盘溪蜀都中学音乐教师夏白（渠县人，中共党员）劝说下毅然脱离军校。1943年李大中改名为蓝河，考入重庆青木关国立音乐院理论作曲系，与严良？？？（后为中央乐团指挥）、黎英海（后为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歌曲》主编）等是同学。抗战胜利后他携妻杨静怡一道，到渠县中学担任音乐教师。他教唱的《民主是哪样》、《燕子啊，你来自北方》、《乌拉山的鸬鸬灰又灰》等40余首进步歌曲，均为学生喜闻乐唱。前后发表了《打胜仗》、《寂寞之歌》、《内蒙古》等歌曲。学校视其思想“越轨”，扣其薪俸，将其解聘，他还上了国民党的黑名单。得到消息他随后逃离，由夏白介绍到石柱县中学教音乐。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蓝河经夏白引见拜访了人民解放军12军宣传部长张柯岗（长篇小说《逐鹿中原》作者），12月15日参加解放军，在军部文工团任音乐教员，在此期间搜集整理了民歌《太阳出来喜洋洋》，由金鼓填词。“太阳出来（罗儿）喜洋洋（欧郎罗），挑起扁担（郎郎扯光扯）上山岗（欧罗罗）。只要我们（罗儿）多勤快（欧郎罗），不愁吃来（郎郎扯光扯）不愁穿（罗罗）。”经广播电台一播放，立刻传唱至全国各地。

     这首朴实生动，富于乡土气息的巴渝民歌，把我们带到八濛山下，渠江两岸，让我们看到了解放初期翻身农民的喜悦与自豪。

     解放后，中国出版社的汉族民歌集、国外出版的中国民歌集，几乎都选了这首民歌。

     1951年，中国唱片新录制的蔡绍序主唱片《太阳出来喜洋洋》正式发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了这支歌。

     从50年代到80年代，四川歌舞剧团每次出国访问，这首民歌都是保留节目。

     1998年9月，中央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所长修海林主编的《中国精品民间歌曲》中，四川民歌仅选7首，第一首就是《太阳出来喜洋洋》。

     在2000年广西国际民歌节上，这支歌获得满场火爆的掌声。

     蓝河足迹川东、川南、川西数十县，收集民歌数百首，除《太阳出来喜洋洋》外，都没有唱响。此外，还参加《小女婿》、《宜宾白毛女》等剧作曲及《中国民歌集成·四川卷》的采集和编选工作。1982年，他还为渠县李同宗作词、郁成厚作曲的《农村放映员之歌》改曲，后来发表在当年四川的《银幕内外》上。阔别渠县38年后，他还关心渠县的艺术创作，其诚可感。  

     [注 载《达州日报》

    

朱化平先生二三事

     朱化平先生是我念初中时的美术老师。我和许多同学都很敬佩他。有关他的传奇故事也在校园里传述着。他于1912年生于渠县渠江镇，少小习武，力气过人，身材高大魁梧，浓眉大眼传神，一身虎气，一条硬汉。但他没有上少林寺，也没去武当山。1953年前后却在东方美专（今四川美术学院）国画专业攻画。三年学成后，即投身革命。1939年，受中共组织指派，考入国民党中央军校成都分校，毕业后任职于国民党26军从事地下工作。1948年在渠县来仪中学从教，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后任渠县警卫营中队长，嗣后转入教育战线，先后供职于渠二中、静边中学，直至离休。

     他豪侠仗义，爽直耿介的性格和为人，为许多人所共识。

参加抗日宣传

     1931年，朱先生在上海认识了中共地下党员张海涵，接受了他进步思想的熏陶。回县后，按照张的嘱托，同李绍文、周孟图一道组织渠县援马（占山）抗日游艺会，反对日本侵占东三省。通过游艺会演出募捐1600余元。准备邮往抗日前线，可是这笔款都落到了王庭五等人的手中，被他们悄悄私分了。朱先生恨透了这帮见钱眼开的魔鬼。这股怒气，一直埋在心头。1935年下期，朱先生任北门初级小学校长，利用校内板报为阵地，揭露县政权的污浊。比如刊载的论文《渠县天高了三尺》和漫画《吸民脂血膏》等。他还在一块木板上精心绘制了《中国地图》，标明日寇蚕食我国国土的状况，使广大民众看到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野心，产生了极大的反响。1938年7月，他参加了李绍文、唐毅、唐肇虞、周孟图、廖正彬组织的渠县抗日救亡暑期宣传团，自筹自捐经费，深入临巴、锡溪、李渡、氵鲜渡、青龙、中滩、有庆等乡场办壁报，教唱《义勇军进行曲》、《流亡三千里》、《抗日救亡进行曲》、《大刀进行曲》，演出《放下你的鞭子》等话剧，进行慷慨激昂的化妆演出，鼓舞了群众的抗日热情，对全县的抗日宣传活动起到了推动作用。

搭救革命同志

     朱先生1941年下年同杨景凡等人一起筹建八濛书店，并担任名誉经理。为此，有人告发他是共产党（其实朱这时并未入党），对他实行跟踪盯哨。一次，有位姓张的特务酒后失口，把国民党渠县县党部书记刘正泉决定杀害李绍文、周孟图、杨景凡等5人的消息泄露了。朱得到消息后心急火燎，即托两名船工，星夜赶回渠县放信，让5人迅速转移，幸免了一场灾难。刘正泉的杀人阴谋未得逞，把走漏风声的责任追查到特务张的头上，张供出了朱。这时朱面临着杀身之祸，只好横下一条心，在郑明礼处借得一支手枪，子弹数十发，还买了把锋利的尖刀。倘刘要派人对他下手，他决定与刘决一死战。后来，党组织劝阻了他，让他离开了渠县，他只好去了成都，这才从威胁圈里走了出来。

为党传输文件

     到了成都，他住在胡春浦（中共党员）家里。胡把一项重要任务交给他：“党内有文件20本，要你给南充明德中学的熊扬送去10本，两封信给陈龙纪，另有10本文件通过渠县的李绍文转王佳由。沿途检查很严，一定要当心，你能接受吗？”

     朱回答：“这是党对我的信任，也是对我的考验，我乐意接受。如果不幸被查到，我个人承担，决不迁涉任何人；如果顺利完成任务，我要求入党；如果牺牲了，请追认我为正式党员。”朱以部队转业回家人员的身份，做好了登程的准备。

     次日清晨，他来到成都牛市口车站，宪兵正在盘查一个女人的行李。这位女人自我介绍地说：“我是新九师的眷属……”宪兵一听，怒火直冒：“我才不管新九师老九师，一律检查。”没在女人的行礼内现什么，宪兵便喝令女人“脱衣服”，女人不依，宪兵便在女人身上乱摸。这时，在场的遂宁税务局长严子敬实在看不下去，便站出来解除释：“这是遂宁专员XX的……”宪兵一听更为生气:”我们奉命执行命令,不管什么人都要检查,蒋委员长来了也要检查.”朱先生看在眼里，把胸中的怒火压在心里，筹划着怎样越过这个关卡。他决定采取以攻为守的办法，主动上前去请求宪兵检查：“先生，请先检查我的行李，因为我的箱子很烂，如果放在上面,怕丢失同学们的转业文件。”宪兵一看，果然是口破烂的羊皮箱，没有打开，便冷冷一笑：“转什么业的转业教育？”朱递上《军人转业证书》，宪兵钭眼看了看：“拿上车去吧。”就这样逃脱了一场惊险。车到简阳，大水停渡，朱趁人们不在意时，把腰间的文件、信件卷好，外贴上转业文件。这天中午夜零时到达遂宁，还好，深夜岗哨已撤。车到南充西桥，检查的士兵见人很多，只查老百姓，不查军人。朱先生也就顺利过关。次日，找到熊扬、陈云纪，到了渠县，也作好了文件的交接。朱先生完成了组织交给的任务，心里觉得非常愉快。

     1948年暑期，罗广文部群众观点对来仪中学实行重点清查，因为大竹团管区的一份备忘录写着“渠县来仪中学上起校长，下至工人都是共产党。”朱先生在来仪上学从教，当他知道罗部清乡查校的消息，便托陈见昕放在学校办公室的《挺进报》、《土地改革法》、《文汇》杂志、香港《华商日报》、《新华日报》等书报刊统统带走。清乡部队到校后，四处搜查，结果一无所获。罗部想通过抓到证据，进一步抓人的企图落空。

     朱化平先生对党对人民的事业忠心耿耿，勤勤肯肯，经党组织的长期考验，于1948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自己久存心的愿望。

     当我还是系着红领巾的时候，他就在我的一张80克的白纸上为我画了一朵梅花。他说，梅花是我国的国花，专在酷冷时开放，你一定要爱梅花。这话时时还在耳际垂响，这画始终在眼前闪现。1982年他去了另一个世界。今年，正是他诞辰90周年的时候，记下他的二三事，谨作纪念。

 

渠县文博界的奠基人

     李星耀是我的好友。我曾与他、建伟、大明一道参加踏堪渠县境内的数十个文物点，对他的事迹和奉献有所了解。我在为《达县地区文化艺术志》撰写《李星耀传》时，又作了一番调查。现将他的生平事迹记述于后：

     李星耀（1942-1985年），广安大有乡人，家庭世代农耕，7岁启蒙入学，自幼聪明，学习瓷实，品学兼优。上初中后爱书画，颇见功底，累受师生赞誉。1958年就学于大竹师范学校，3年后在渠县城关（今渠江）镇第一小学从教，教书育人，兢兢业业，常被组织抽调参与社会活动，屡负重荷，夜以继日，不言其苦。

     1971年调任渠县文化馆文物专干。一个珍贵而亮丽的心路历程有了新的起点，他一面潜心苦读文物考古之类的书刊，一面踏访四方，洞悉全县文物分布状况。在驰骛中，令他搓手顿足的是六处七尊汉阙护亭隳灭殆尽。回到县城，他层层上报，引起各级领导深承眷注。旋即建立以邓铭为组长，他为副组长的文物抢救小组。维修7尊汉阙成为小组的首要任务。

     1973年10月6日以来，3次向省文化局呈报《关于拨款维修七个汉阙的请示》。省文化局两次直拨维修冯、沈阙之专款共16000元，县文教局拨10000元。他甘之若饴，东奔西跑，组织劳力、物力，即行施工。他坐守工地，管钱管物，一分一厘，毫不苟且。用极有限的资金征地1134㎡，修成长194m ,高2.25m的护阙墙,共用石料135.2㎡,树起“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铭刻石标,就地落实了护阙责任人。

     1974年6月和1978年1月，他先后深入城西公社（原为渠西，现部分村并入渠江镇群丰大队和共和公社清河（今属报恩乡）大队征集到东方剑齿象齿冠2件和新时期时代陶网坠等数件文物。他如获至宝，悉心庋藏。

     1979年9月3日，李星耀根据县委宣传部副部长胡允久提供的线索，径眼直遂，不遗余力，终于查找到陈独秀晚年定居江津时写给杨鹏升的亲笔书信40封（其中含明信片2张）。这些从未披露过的书信对研究中共党史、近代史以及研究陈独秀晚年思想、政治、工作和生活等方面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以后摘编成册，报送国家文物局，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等14个部门。

     他发现李渡公社小学教师张崇轩是位民间收藏家，便主动同他交朋友，期望对文物事业助一臂之力。张不仅及时报告文物出土消息，还无偿捐献了多年珍藏的古钱币、瓷器、古籍、民国钞票100张、邮票2000多枚。

     1980年3月，星耀一行在安北公社龙井（今双堰）大队查考清道光元年台湾漳化参将王万邦的坟墓。通过访问王万邦玄孙王显清，征集到清代武举“奉天诰命”。尔后在清溪收集到清代学者江藩所绘的“高士休憩图”瓷画版等11件。回到县城，又去铸石厂基建工地带回三国时期绿釉陶瓶1件。哪里有文物，哪里就有他。东奔西走，乐此不倦。

     “渠县文物有搞头”。星耀燃烧的希望走向他的眼底。为了拓展渠县文物事业的新天地，他殚思竭虑，描绘憧憬。他代县委起草了《关于渠县历史文物工作的情况报告》，向地委汇报了渠县文物的征集、发掘和保护的成绩，并提出了六项请求，即建立渠县文物管理所；继续维修汉阙；修通土溪至岩峰的公路，进行文物普查。地委原则上同意渠县的报告。星耀给自己肩上压的担子越来越沉。

     同年7月17日，渠县革命委员会批准建立渠县文物管理所，李星耀任副所长（两年后任所长）。不久，他以县文教局的名义向地区文教局、省文化局、省文管会再次送《关于抢救、保护汉阙的请示》，向县政府报送恢复文庙、修建文物陈列室、办公室添置设备必要的报告。部分资金到位后，他全心投入施工现场。因经费捉襟见肘，仅能改造文物陈列室，维修文庙的宫墙、大门、亭子、栏杆、假山等部分古建筑。正当紧张施工时，星耀得到去参加文物培训的通知。

     1981年5月，他参加了国家文物局在大邑县举办的西南文物干部训练班，同云、贵、川、藏四省区的文博部门领导干部一道参加学习，在这里让他积淀了更多的文物知识。他说，比在长沙马王堆考察实习的收获更多更广。可惜，3个月的学习时间，他仅做了2个月的学员，肝病复发，不得已拖着病体遗憾地回到了家。

     10月，县里举办“四化”成果展览，他亲自设计、布置“文物厅”。把收藏下来的文物按史前部分，原始社会部分，封建社会部分，现代革命史部分分别推出。观众4万余人次，地委书记、行署专员也前来观展，反响强烈，佳评如潮。

     1982年6月27日，达县地区文化局在渠县举办首届文物干部训练班。星耀与杜中、岳钊林任教员。他登台讲授了《文物考古基础知识》、《旧石器时代考古》等课，还带着药瓶同学员们去土溪调查学习。同时征集到朱雀、白虎、玄武图案画像砖、五铢钱币等60多件文物。回来时，竟然忘记服用带去的中药，竟一滴不少地带了回来。

     李星耀信仰共产主义，热爱中国共产党，他向组织曾交过多份申请，他说他要蘸着自己的热血和汗水填写《入党志愿书》。这年７月，他的这份志愿书终于填好了，他成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９月，他根据渠县文物普查征集领导小组的部置，具体组织了83个组250余人，进行全县性文物普查。落实了全县的文物点数，征集文物2000余件，基本摸清了渠县文物的家底。接着，安排人员编目、鉴定、分类、上册、上架，落实管理人和管理责任。

     12月，他在四川省文物工作会议上对渠县文物普查工作作了交流。

     1983年4月，星耀拟写了《1983-1992年渠县文物事业五年规划和十年设想》。

     次月，他肝病恶化，涨有腹水，腹部增大。组织上安排他去重庆治疗，可他带着《考古手册》之类的一撂书籍入院，常常卧床学习。病情稍有好转，即行办理出院手续。回到单位，见到办公室、库房、资料室修建业已竣工，文物藏品柜、资料柜、办公桌、凳配置一新，他甚为欣慰。然而，见家里多了一架床、一把椅、一盏灯，却感到愕然。后来从妻子龙显珍嘴里知道，是单位照顾性配置的。他听后脸色变得严肃起来，说：“我的为人你是知道的，啥时沾过公家一根草？”翌日，三件公物退回了单位。星耀住院一月有余，妻子跟随护理，两人生活开支较大，工资收入又低，由此带来家庭生活极度困难，妻子提出申请困难补助，星耀一听，非常反感，很快打消了妻子的念头。

     1984年6月27日，地委副书记徐世群参观文物陈列室，对渠县文物工作作了很高的评价。事后问起馆藏文物的情况，星耀如数家珍，陈述如流。5月1日，省文物鉴定小组对渠县文管所2000余件文物进行全面鉴定，仅三级文物就达173件。

     1985年1月，他根据国务院对文物“就地保护”的指示，深入各阙所在地重新落实责任保护人，交代保护办法，签订责任书并对所内建立岗位责任制，由王建纬、陈渠生、胡蜀红负责城关、城郊、氵鲜渡、琅琊、有庆、宝城、清溪场、静边等地的文物工作，由陈大明、黄文峰、胡碧桃负责流江河流域的文物工作。两个小组都肩负有文物宣传、调查、征集、拣选，落实文物网通迅员，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建档，将重要石刻、石碑搬运回所。

     5月12日 ，发掘清理渠二中基建工地的东汉夫妻合葬砖石墓，时至中午，发掘未毕，他安排同事们回家吃饭，自己抚着隐隐作痛的肝部留守现场，以馍充饥，不辍劳作。此事深为同事感动，敬佩不敏。

     为对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他重新清点了馆藏的革命文物，如川陕苏维埃时期的布币、铜币、牙筷、印章等等，为数不少，但分散各地的却需要集中。5月下旬，他先后派员去贵福等地作调查，征集革命文物，整理资料着手筹建苏维埃陈列室。

     7月21日，他与县文化馆长雷评商量，想利用民间文学训练班的最后两天，向文化专干传授文物知识，雷见他重病在身，回话显得有点迟疑。可星耀却认为雷是担心时延费增。便提高嗓门说：“我们所里给钱！”对方不便下说，只好慨然允诺。入夜，他翻书刊，查资料，为写教案忙碌着。妻子劝他休息，他只是笑了笑，腆着大肚，佝身艰难。妻子见了，流进心里的泪成了血，只好说：“我给你跪下行不行？”星耀是个真实而执著的人，凡他认为该办的，谁也阻止不了。

7月22-23日，他登台讲授了文物知识、渠县历史、渠县文物分布及文物保护等内容。这是他留下的经卷似的遗憾。

     7月23日晚，他与张崇杆、糜建新在文管所办公室商量征集水车、纺车的事。这时妻子端来一碗中药，星耀还未来得及服用，腹里便咕咕作响，继而嘴喷鲜血，久久不停，倾刻盛了大半盆。妻子见此状，疾呼救人，闻者纷纷赶至。妻请来医生，立即打针用药。稍稍镇静下来，他感到死神已向自己逼近。他对文管所的职工们说：“渠县文物的发展靠你们了。我要见见县上的领导，替我请请好吗 ？”在旁的好友分别走出了大门。他转过视线，对年愈古稀的岳母歉意地说：“多少年来，我没能照顾你，倒是你侍候我，老人家，我对不起你。”接着，他非常吃力地对8岁的小儿子鹏说：“你要当个好学生啊！”他多想给自己的爱妻讲几句，可是怎么张嘴，也吐不出一个字来。

     在医生的吩咐下，程松全、雷评、王建纬等6人用担架将星耀送去县人民医院抢救。县委副书记杨作华、副县长张大友、政府办主任李香国、文教局文化股副股长张人俐先后来到星耀的病床前，他向他们交代了未尽的文物工作。没等说完，他无怨无悔地合上了一双睿智的眼睛。

     一个鲜活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7月25日，在千余人的追悼会上，人们为之大恸。县委、人大、政府、政协的领导戴上了小白花。多少人泪蓄双眼，多少人嚎淘大哭。

     四川省文物工作会议全体与会人员闻耗为之默哀。

     挽联题词，情真意切。弟子们决心“永存师德”，生前同事赞扬他“风范堪钦”，对他的人生解释是“吃的是草，挤出的是牛奶和血”，对文物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所以才有众多的知之者为他“壮志未酬身先殒”的痛惜。墓联概括了他短暂一生之奋斗精神：“生为文物，死为文物，文物千秋，英灵千秋；朝思四化，暮思四化，四化百代，芳名百代”。李星耀这位“事业狂”的影响力，如横幅所示：星光闪耀。

     [注 本文除首段外，其余部分收入《达县地区文化艺术志》。

 

我所认识的隆炎先生

     李隆炎先生之死是令人惊异的，不少人都说“太可惜了”。是的，渠县教育界、文化艺术界和政界的口碑的确不错。做人、做官、做事做到这个份上，也就算不错的了。

     我初次认识李隆炎是在《渠县报》上，那时杨模(牧)的诗，他的小说，我是刮目相看的。可是，我们从未见过面。七十年代初，我从农村小学抽调到县上搞业余文艺创作，在三汇采访时，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把李隆炎的名字与他的身影对上号了。一种字墨关系，让我们萍水相逢，胜如知己。从这次谈话里，我知道他就是三汇镇人，1955年毕业于三汇中学初中，这时，他开始从事文学创作，次年底在本镇小学代课，1962年转为正式教师。他的手风琴弹得很熟练，而有一副动听的男中音，《北京的早晨》这支歌曾让他赢得多次掌声。他的谈吐功夫很强，有内容、有层次、有深意。可是，措词特别谨慎，甚至带有余悸。也许，与他遭遇的挫折有关。60年代，他在《渠县报》上发表过一篇题为《三汇市场小景》的通讯，受到批评，遭到追究，吃尽苦头。在那个抓辫子、打棍子的年代，虽说这是见惯不惊的事，但对隆炎来说，另有一种吃罪不起的背景。从此，久而久之他形成了一种少言寡语的习惯。

     1973年，隆炎也抽调到县城搞业余创作，和我同住文庙的厢房或县革委第二招待所26号房间。我们朝夕相处，无话不说。当时宣传部给我们下达了一项创作任务，要求选取反映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的题材。我们曾去城东(天星)、义和、李渡等地深人生活，贴近社员群众。后来由我执笔创作了一出话剧《差一斤》。内容是写一个生产队年报产量时，是实报还是浮报的一场思想斗争。会计核实本队粮食的年平均亩产799斤，离《农纲》指标差1斤。队长要求按800斤上报，理由是鸡牲鹅鸭遭踏部分，等于是家禽消耗，亩平加1斤，不算浮报；会计则认为，对党对人民渗了假，那怕一点点，就是讲假话，办假事，不是老实人。为此，队长与会计围绕差一斤展开了戏剧冲突。成稿后，杨延开、胡允久两位部领导审稿，觉得写得不错，小中见大，很有教化作

用。可是，县文艺宣传队在大礼堂进行两场公演后，突然通知停演。说渠县的问题不是浮报虚夸，而是瞒产私分。据说还要追究剧作者的责任，没想到，这祸事又落到隆炎头上，并与他的(三汇市场小景》一文联系起来看，这真是莫明其妙。隆炎紧张了，我也担忧了。怎么办呢?胡允久副部长站了出来，他去给他的上级讲清了来龙去脉。他说：“《差一斤》不演可以，不过，作者不是李隆炎，而是李同宗，责任在我身上，是我让李同宗执笔的，是经过宜传部审查了的。尽管“文化工作危险论”在当时是存在的，但我们在敢于承担责任的领导身边工作，笔杆子还没发抖。

     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我和隆炎相继调进城。他先后在县精神文明办、宣传部、文教局、县府办工作过。历任副局长、副主任、主任、副县级调研员、渠中、二中、汇中顾问、县政府督学及县作家协会主席。他在做官的时候，对下级从不用那种“命令式”、“训斥式”或“奚落式”的语言，而是用朋友间的“商量”口气，不见威风，只见威信，这种感情协调法，使上下级之间工作运转非常顺利。从省上下派渠县的一位年轻副县长说过：“隆炎老师为官之道，做人之本，够我学一辈子”，他做《渠江校园》、《濛山文艺》的主编，总是和各版商量着进行组稿、改稿、排版、插图和校对等等事宜，有问题当面指出，从不在背后指责和议论别人。和他同事和做下级没有“螳螂捕蝉”的多欲，也没有“黄雀在后”的担忧。他常说：“来说是非者，便是是非人”，对于拨弄是非者他是持轻蔑态度的。他很冷静，有头脑，不容易被别人左右。在各版责编校对之后他还要校对两次，不做“挂牌主编”。所以，两张报纸的质量在教育界，文艺界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在达州市的报刊年审会上，他还专题作了经验介绍。

     李隆炎先生集教员、作家、编辑、公务员于一身，办事公道、待人谦逊、诚信敬业、被誉为渠县普九之功臣，人民的好公仆。他的去逝，应当说，我们失去了一位智者、能人、同志、朋友。没有别的法子。只有缅怀：

故人未辞行，匆匆西登程。

哽咽招魂归，泪眼望愁云。

相知三十载，情同手足亲。

文坛话盛事，都言痛失君。

 

用爱心去塑造心灵的人

——记党的十六大代表、渠江一小教师蔡改

     她，蔡改，渠县人非常熟悉的一个名字。

     1998年，她获得四川省唯一推荐的“全国中青年十杰教师提名奖”，首次走进人民大会堂，受到李岚清的亲切接见。

     2000年，她被选为全国劳动模范，第二次走进人民大会堂，受到江泽民的亲切接见。

     2001年，她作为全国师德标兵，再次走进人民大会堂，受到尉建行的亲切接见。

     2002年5月当选为党的十六大代表，11月出席党的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是达州市唯一一名来自基层的代表。

     蔡改出生在一个父母都是教师的家庭。1976年，她作为知识青年下乡在卷硐参加农业劳动，缘于对教育事业的热爱，她获得了做村小代课教师的机会。学校离她住地较远，每天要往返15公里的崎岖山路去上课，对于一个年仅20来岁的姑娘，无疑是十分艰辛的。当她爬山涉水走遍了远远近近的学生家庭，亲眼目睹了边远山民的生活窘困，深知山里娃求学的不易，一种强烈的同情心和责任感油然而生。这时，蔡改实际上只有小学文化。她想，仅凭一腔热情是教不好书的，还得加强自身的文化学习。于是，她扭住学校经验丰富的刘老师为自己补习文化课，边学边教，水涨船高。这样，她付出的时间和精力往往比别的教师多得多，所以常常摸着寂静的黑夜，踏着杂草丛生的羊肠小道赶回住地。一次夜行中，一条大蛇从她脚边梭过，吓得她冷汗直冒，手中的火把不由自主地懈落掉地。在艰苦的磨炼中，蔡改和山里的孩子们一起成长着，她所教的学生毕业时，巩固率达100%，16个孩子考上初中。这在70年代穷山沟的村小是非常难得的。尔后，蔡改被乡中心小学聘为民办教师，后来又转为公办教师。

     为照顾年迈的父母，1981年3月，蔡改调入渠江镇一小任教。同年秋，学校安排她担任一年级班主任。迎接新生时，别的班门庭若市，自己班却稀稀落落。强烈的反差，是刺激，也是动力。这时，她产生了一种新的想法：参加中师函授，进行学历进修；虚心向老教师学习，常听他们的课；工作中任劳任怨，不讲条件，白天教学，晚上学习，还得照顾父母和侍养年幼的孩子，过度的劳累，使她患上了肺结核。学校给她半年假期养病，她却用这段时间作为汲取知识的机会。通过公开课和教研活动等途径主动“走出去”，用以提高教学业务水平。探索“让学生在实践中掌握知识”。她参加“省电教实验视听阅读欣赏”验证实验，顺利通过省级验收。她积极推广普通话，并于1996年被评为四川省普通话水平测试员。随着教育教学质量的提高，班上的学生由一年级的最少变成毕业时的最多。学生上重点中学率、文娱、体育、班队活动样样第一。她用自己的业绩填写了入党志愿书，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工作多了，担子重了。他担任了学校教科室主任、成了小学语文特级教师。她认为，每个学生的内心世界都是善良的，无论孩子有多么顽劣，你都要善待他们，用爱心去塑造、改变他们，用你的人格魅力去影响他们。一次，蔡改正在读徐洪刚见义勇为的报道，安静的教室里突然冒出一句“现在什么都是假的！”顿时教室里一片哗然。蔡改没有批评这个同学，而是要求同学们围绕“我们生活中的真与假”开展社会调查。后来在一个班会上，通过摆事实，讲道理，同学们虽也烈举了一些社会上的阴暗面，但也认识到真诚、真情在我们的生活中无处不在。有一次她忍不住向孩子们发了火，心里感到很内疚，于是让孩子们给她想个制止发火的办法。酷爱足球的陈侣说：“老师，以后你要发火，我们就给亮黄牌。”一个多月以后，蔡改因一部分同学为做数学作业而不去上体育课，忍不住发火了，几个同学，接连向她举起了黄牌，她沉默地走出教室，在走廊上平息了自己的怒气。没想到就在她微笑着重新走上讲台的一刹那，迎接她的是孩子们热烈的掌声。几十年来，她始终记住这句话，注重为人师表，严于律已，用教师的人格力量去影响每一个学生。2000年教师节，她参加了教育部组织的“全国优秀教师”代表团，在全国巡回作师德报告，受到各地师生的热情称道。

     在四川省第八次党代会上，当她看到自己的名字列在十六大代表候选人中时，吃了一惊。她想，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小学教师，哪有可能获得这种殊荣呢。预选时，她自己都没有投自己的票。被当选的当天晚上，她失眠了。她说：“在我28年的教书生涯中，我始终保持一颗对孩子的爱心，我知道这是当好一个教师，尤其是小学教师的基本条件。”她说与做的一致性，是从她所创造的辉煌业绩中体现出来的。

     蔡改，一位出色的园丁，在荣誉面前如是说：“荣誉对我来说，永远只是起点，我将尽力搞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对学生的爱心和责任心一个都不能少。”

         [注  该篇2003年4月在京获《人民日报·市场报》六家举办的第三届“新世纪之声”《共和国颂歌》征文评选二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