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的散文，应有诗歌的丰盈情感，小说的广阔内容……

——徐结应

    

    

    

牛皮菜

     “买点甜菜吃，好吗？”妻子问。

     甜菜，久违了。这名儿是家乡人的叫法，书本上写着牛皮菜。我不择嘴，什么都吃。不过，对牛皮菜却是鄙夷不屑。再说，这年景还让肚皮存什么下等货！为避免饶舌争辩，也就点了点头。

     蔬菜市场上，春的瓢儿菜、四季豆，夏的黄瓜、青椒，秋的南瓜、洋芋，冬的汗菜、莲花白……谁都没有缺席，惟有牛皮菜失踪。妻子想借牛皮菜换换口味的念头收敛了。

     不过，我脑际倒寻起牛皮菜的影来；翠绿的叶片，雪白的叶脉，芸芸众生。夜里，成群的青蛙登陆，跳到大片的叶下咯咯地唠嗑，时而高亢，时而激越，似乎在赞美牛皮菜味道甜，皮子厚。动物岂知人间事。甜菜并不甜，反倒是涩巴巴的，虽然肥硕，却嫩得弹指即破，没有牛皮菜的质地感。造物主给起的名儿，并不符实。但在那个饥不择食的年代，家乡土地的旮头旮落几乎都是牛皮菜。是啊，“菜抵三分粮，离菜饿死娘。”当时不是“三分”问题，而是按“细粮引路，粗粮当家，瓜菜带”的格局对待肚皮。牛皮菜在正二三月中高速抽芽、长叶，天赐其丰，丰亦人求，救助众生。所以，老农们在自己口碑上给牛皮菜记下一功。今天的青少年没有这样的经历，乍听别人忆旧，往往无法置信。

     现在吃菜四季不分，要啥有啥。有味的留下，无味的滚蛋，物种需要优胜劣汰。抚今追昔，遥远的记忆融入终点，但愿没有终点之后的旧起点。别了，牛皮菜。

         [注  该篇1999年9月获全国青年文学作品大赛入围奖。

 

垃 圾

     车站至北街是条曲折而幽深的巷道。

     高耸入云的排排楼房像把巨钳，窄巷被夹得更窄了。

     巷道中段的凹处比较宽一点，可惜被垃圾填平了，且一天比一天多，路人见状也总是捂着鼻子，象躲避瘟疫一样赶快逃开。

     街道副主任钱小满恼火极了，月月组织清扫，月月堆积成山。年年挨罚，户户有意见。他想只要能挤掉“脓包”，吃奶的力也愿赔上。

     大前年，他在凹处的一块木牌上书着：“请勿在此倒垃圾。”不受请的，照倒不误。什么时候倒的，神不知，鬼不觉。

     前年，木牌上的字眼加了“钢”，变为：“谁在此倒垃圾，罚款20元”。不怕罚的，倒之堆之。到底罚谁，你没瞧着，他没发现。

     去年，木牌上的字眼冒了火，易为：“在此倒垃圾者，全家死绝。”路人举目，悚然以警。说来也怪，凹处真倒成了一片净土。

     岁末，镇里清洁检查评比，顽固的死角消失了，该责任区获满分。钱小满也被选为先进个人。

     [注 载《通川日报》1998年4月18日

 

美哉，柏水

     够得上美景称誉的大凡是有山有水的，观赏者多了，便成了名山胜水。其实，隐名逸形的山水够得上美景的，却在一旁静静的安贫乐寒，这山这水，没有人为的哄抬，也没有着意包装，以天然去雕饰，让人一见钟情。最近，我在川东北一个僻静的山乡，朝着一座浩渺的中型水库游了一圈儿，那原汁原味的风土，那神韵默默的人文，让游者怡然自得，遐想不已。柏林水库——湮没大柏林而得名的地方——终年蓄着“柏水”，高山出平湖。山水相依，山为水铸情，水为山溢美，给人神情亢奋，意趣倍增。世外桃源何处觅?一泓库水尽通幽。是的，逶迤逸出的龙骨山，披上绿衣凌空飞舞；云霓环绕的锅顶山，负着鲜花，载着芳馨；人杰地灵的翰林湾，贾氏秉钟，人去音存；花木扶疏的文昌宫，居高临下，四顾神怡；天下一绝的硐中庙，祗园佳景，美不胜收；古刹肃穆的铜鼓寺，凭墙远眺，一览无余；碧波荡漾的幺姑滩，令人哀婉，潸然泪下；松涛汹涌的横岭子，空谷回声，似若奔雷。还有锅底滩、两碗水、火石岭、金土殿等景点，尽管是一鳞半爪，亦让人蔚为大观，饱享新奇。

     勿庸讳言，柏林水库的第一功是灌溉，这长16米，高25．5米的土质大坝，座落在桂溪河的颈部，真像把巨锁，锁住了12500米的涟漪，容纳了2350万立方米的青黛。从五十年代末期开始，年年流珠泻玉。646公里长的干、支、斗、毛、农渠交织成网，变作3800亩土地身躯的动脉和毛细血管，紧紧拴住了丰收。这真可谓“天不下雨我下雨，乾坤掌在人手中”。想到这里，我为无数的“李冰”顶礼膜拜，也为这座鲜为人知的“都江堰”呐喊。自然是伟大的，然而征服自然力的人类更伟大。所以，我高声赞扬创业的人们。这座水库，这座平湖，仅仅只有灌溉的功能吗?不，水库本身和水库周围的景点就是宜人的旅游之地，其旅游资源十分丰富，在巴渠幅员之内，具有比达县莲花湖、大竹东湖更有潜力的开发价值。

     登上大坝，我凝睇那冒出水面的三个小岛，不禁遐想萌生脑海：如果甲岛开办野生餐馆，乙岛经营鱼肉餐馆，丙岛搞个红薯餐馆，这里一定会成为野味、山味、土味洋溢的厅堂。我以为，来自文明荟萃、智能聚集的大中城市的游客，也会从异奇的佳肴品味之中，享受一番天生独特的芳香，“柏水味儿”同样可以远传盛名。游客在饭饱酒足之后，乘坐游艇或舢板，去聆听山民的传说、故事、歌谣；或去选点垂钓，领略一下“斜风细雨不须归”的诗味；或去欣赏野鸭戏水，水鸟作迷的情趣；或去漫游一周，谛听斑鸠、鹧鸪、杜鹃、山雀演奏的交响乐；或去鉴赏青蛙的司鼓声、“知了”的操琴声、“纺织娘”的机杼声，是高亢还是低沉，是激越还是缠绵?或去岸边观赏独占三季的酸梅，敢与花中皇后伦比的刺梨花，引人拜谒的佛珠树。玩够了，你可到餐旅馆、夏令棚、疗养院、休闲庄、农家乐小憩一阵。我想，这样一个山清水秀，可观可住的旅游佳境，一定会有游客云集。君不见，新婚夫妇的“蜜月游”，全家老少的“天伦游”，朋友同事的“结伴游”，洽谈生意的“经商游”，中外人士的“慕名游”。人们生活富了，支付游山玩水的费用也增大了。他们从中享受自然美景，或去考查研究，聚会洽谈，创作写生，度假疗养，修身养性。目的不同，游兴各异，但都可得到美的享受。如果将文昌宫、祗园峒修复，再造翰村湾，适时举办龙舟会、狮舞会、赛钓会、赛歌会、赛诗会、美展会、观花会、登高会、踏青会、赛棋会、茗茶会、曲艺演唱会、川剧座唱会等，何愁柏水旅游区不名播天下!也许要不了多少岁月，这里的山，会映在人们的脑里，水会流进人们的心里，久而久之又是一处名山胜水。

     美哉，柏水!

 

啄木鸟

     我知道，我在谷地里没资格拜访你。

     所以，我以艰难的步子往山上爬，还得踮起脚尖，默默地打开快门，把你留在我的画面上，赁藉细腻的观察，这才发现你真实的形象。你那敏锐而冷若冰霜静的意识，凿刀似的利嘴，铁钩似的脚趾，坐椅般的尾巴，构成了你敢于碰硬的一道风景线。

     自鸣得意的蛀虫妄图蛀空一棵树、两棵树、三棵树……甚至整个森林，且觉自身栖居在树杆之中，又有坚硬的木质保护，充满一种无忧无虑的“安全感”。

     有谁知道，比驼鸟渺小数十倍的“啄木倌”却不信邪，偏与蛀虫们作对。既然如此，“啄木倌”不再讲“仁”，大言不愧地做起“啄木官”来。一只利嘴，不，上乘的利剑，“砰砰”有声的戳破厚厚的保护层，无畏地刺进深深的黑洞，勾出条条有恃无恐的蛀虫，并将它一一吃掉。是索取，也是奉献。

     你的画面形象非常真实，白天看，晚上瞧，都一样闪光。也许你真就真在与蛀虫为敌，实就实在以森林为友。

     [注  该篇2002年9月获达州市文联、市作协等五家举办的“世纪杯”大赛（成人组）优秀作品奖。

 

S先生的顿悟

     在S先生家聊天，他感触尤深的对我说，一个人最佳的生活态度是淡泊。他突然弹起淡泊的旋律，我为之惊讶。这时，我不禁琢磨起“淡泊”一词的内涵和外延来。不过，我并不想发话，只是犯傻地呆坐着，暗暗地酸笑。

     他用一副民间联语表白自己的心境：劳心苦，劳力苦，苦中寻乐，拿壶酒来；为名忙，为利忙，忙里偷闲，吃杯茶去。

     可不是吗？S先生自交上华盖运后，很快进入富翁一流族，还挣得一顶昂贵的纱帽。名利让他累成了注册商标。此时此刻，他引联自慰，道破衷肠。苦中寻乐之时非“五粮液”、“茅台”不沾唇，忙中偷闲之时非舞厅、酒吧“小姐”送去的茶不饮……神仙之飘飘然，生活却也滋润，曾为一些人眼馋过。也许这就是“苦中寻乐”和“忙中偷闲”吧。

     S先生好景不长。一场火灾把他从不入银行的现钞化成了灰烬，加之又碰上清理“庙产”的，由此，他这尊“菩萨”倒了桩……“名利”这酸葡萄，只好让给馋嘴的麻雀。

     过了一些时候，S先生逢人便讲起人生的起承转合，“三贫三富不到老”的命运节律，津津乐道淡泊生活的恬静、甘美。

     我不由自主的把头探出窗外，似乎觉得大自然的植物界是最富有色彩的。有的越来越浓艳，有的越来越清淡。我想，开得浓艳的花不一定是美丽的。淡一点儿的雾更清，淡一点儿的水更亮，淡一点儿的花更鲜。人生多少温馨是淡泊串织的。古往今来，那些远离狐争鼠斗的志士，常常在淡泊中感悟到有价值的人生，感悟到有质量的生活，感悟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与美好。S先生用淡泊包装自己，还大肆鞭笞那些追名逐利的狂徒，似乎成了淡泊者的又一风范。我怎么会被一种自吹自擂、自我标谤的假象所迷惑呢？谁都知道，淡泊不等于落泊。淡泊是人生观、价值观的聚焦，是一种自身境界的提升，决不是缺少沽名敛财机遇的顿悟。

     所以我说，S先生并没有进入淡泊的季节，也得不到淡泊的好风光。

     [注 载《达州文艺报》2001年6月20日。

    

桂花情思

     我不太喜欢盆栽的桂花，并非嫌它身矮体弱，而是因为它依赖性太强，被娇惯得几乎失去了“秋来花香”的本真。

     记得，我曾与两株古桂相依为命，度过了那窘困的年代。那时我在贵福民办中学执教，学校设在异常破旧的王氏书院里。庭院两株粗大的古桂枝繁叶茂。香气浓郁。每到仲秋，微风拂拂，弥漫清香，沁人心脾，甚觉舒爽。一到月明风情之时，赏花的情趣更为浓烈，桂花的故事引起我许多思索。我想到吴刚伐桂，如刀劈水，“树创随合”，桂树依然如故，留给我一种神奇感。《听月楼》诗中吟道：“乐奏广寒声声细，斧敲月桂响咚咚；忽闻一阵香风起，吹落嫦娥笑语声。”数十年过去了，那情景，那幻想，那感觉还时时让人回味。

     据说，贵福是桂花之乡。初名“桂馥”。于是，“桂馥”不知何时，桂树渐失，皮之不存，也就无香可“馥”。“桂馥”只有改作“贵福”了。离开民办中学后，未曾故地重游，一次偶然的机会，我怀着恋旧的情怀走进贵福书院，去寻觅那两株古桂，结果等待我的是婉惜和失望。古桂知何去，剩有两树桩。我抚摸着这片热土，望望天空的云彩，泛起沧桑的感受。

     我去过不少地方，见过一些奇树异花，可就没有发现盘在我梦中的那两株古桂。我想，渠县境内如此高大的桂树还有吗？

     那年盛夏，县政府组织了旅游景点踏堪队，我作为其中的一员，幸运地饱览了分布全县各地的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一天，我们朝着白水溪逆流而上，绕过九弯十八拐，爬上了郑家梁。首先扑入视野的是两根长得繁茂的桂花树，我凝视着，打量着，遐想不已。难道说贵福书院的两株桂树到这儿安家落户来了？不，这两株树要高得多，粗得多。再往前行，又碰上一株。三株古桂，各有长势。其中一株的树株要三个人才能合围。看来，这株古桂至少经历了千年的风霜雨雪，另两株少说也在这僻静的山顶呆了五百年。看上去，枝叶抚疏，冠盖如云，青春依旧，恰值花年。我喜欢野生的桂树，但我却与它很少沟通，知之甚少。好奇心让我打听起一位土生土长的老人来。他巴着旱烟，慢吞吞地讲起桂花树的种类问题。他说，桂花有四姐妹，老大金桂，花色橙黄，香气最浓；老二银桂，花色黄白，香气清淡；老三丹桂，花色橙红色，但香气较差；老幺四季桂，除酷暑严寒外，月月都能放花吐艳。他把烟斗往身旁的石头上一搁，烟屁股掉在地上，便接着说，我们郑家梁的桂花全是金桂，大家叫它“九里香”。他那古铜色的脸上拉长了一缕缕笑纹，指着一株株茁壮成长的小桂花树苗得意地憧憬道，十年八年之后，这儿就成桂花树林了。那时候，你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品尝品尝桂花茶、桂花酒、桂花蜜、桂花饼什么的。既能香进鼻里，又能香进嘴里。你们这些读书人还来吟点桂花诗，唱点桂花歌，搞搞桂花文化，哪个还敢说我们龙潭山区偏僻，这位远离城市的老人，挽着山风的长手臂，伴着白水溪的音乐美，为龙潭山区奏出了一支甜蜜的畅想曲……

     “中庭地白树栖鸦，冷露无声湿桂花。今夜月明人共望，不知秋思落谁家。”唐代的王建在这首《十五夜望月》的诗里，巧妙地将中秋月色与桂花花色融为一体，望月赏花者，无不感到心旷神怡。这诗情画意里让人自然联想到，倘能抓住金桂飘香的季节，举办一年一度的“桂花节”，借以招徕天下来客，其盛况不会比龙泉驿的“桃花节”逊色。

     桂花，友好、吉祥的象征。

     桂花，格高、品正的典型。

     [注 载《达州文艺报》2002年8月20日

 

我的乡居

     “小桥流水人家”。

     这词句，这画面给人以娴逸之感。当我第一次进入欣赏境界的时候，便开始了我住宅地选择的梦幻，我想有这样的“人家”。

     八十年代初，我家还在农村，老小七口住在破旧窄小的屋子里，改变住宅条件的愿望相当强烈。当手头凑足了一笔钱的时候，住宅座落和建筑模式的选择，成了我苦苦寻觅的理想钻石。我曾多次在桂溪的小桥旁踱步、观看、沉思：时间久了，渐渐发觉自己一半是抒情诗，一半是哲理散文。我不得不放弃想入非非的奢望，不得不脚踏实地考虑自己住房的新建问题。后来，只好在自己的自留地上建起一楼一底的金墙砖混结构房屋：上下十二间，八眼窗子，显得宽敞明亮；堂屋、卧室、粮囤、厨房、厕所、家畜圈、鸡禽笼……，一应俱全；九盏灯泡和一台电视，一下子把我的家，甚至整个村带出了传统的世界，照亮了富有个性化的现代生活。

     房前是平坝，夏秋晒粮晾柴；房后是庭院，四季花草飘香，由竹林、果树环绕。我在这娴逸的环境里写诗、著小说、撰散文、编剧本。这四种文学体式，成了桂溪流水中的礅石，我踩着它从此岸到了彼岸，我和我的一家来到了喧闹的城市，告别了那绿荫丛中的庭院。不过，恋居心理时时缠绕梦境。有时不妨拿出照片瞅瞅，聊以自慰。

     二十多年过去了，我的庭居还是那么稳健，形态的衰老并没有丧失它的尊严。现在城乡的节奏太快，变化太大，时髦的新楼房一个接一个，我的乡居格局早就落伍了。当我面临退休的时候，我又咏起“小桥流水人家”的诗句来，心里亮起了一盏乡俗的明灯。

     [注 载《达州文艺报》2003年8月5日

 

两碗水

     在群山环抱的渠县柏水乡火石村，有座丛林蓊郁的冒河山，山下有个奇怪的小地名，大家叫它“两碗水”。

     卡子到火石岭的一条大道，是柏水人到营山县的必经之路。大道傍岩坎的一侧实实在在有两只天然形成的石碗。一只在上，一只在下，上碗的水由岩缝渗入，水满即溢，流入下碗，下碗盛满，朝一条天然小缝流走。两碗水清沏见底，终年不干。水质微甜爽口。过往行人惯以畅饮为快。上世纪70年代，我和一位朋友路过这里，口干得发紫，正好碰上得来全不费功夫的清泉，我们迫不及待地捧饮。两碗水是为我俩各备了一碗似的，饮时真有“日高人渴漫思茶”的感觉。如果要用现在的话说，比矿泉水还纯净，还可口。好山好水造就了这里比比皆是的寿星们。后来碰上一位白发老人。他说，我们冒河山人的勤劳、善良感动了天上的皇母娘娘，为解除病苦，特地恩赐一对石碗、一股长流天泉。饮用两碗水有病治病，无病延寿。我就是喝这种水长大的。

     两碗水的名声传得很宽、很远，过路人渴与不渴都得去饮一饮，要饮就饮够。

锅顶山的锅

     千百年来，锅顶山一直默默无闻地隐形于渠北的崇山峻岭之中，没有名山的佳冠，却有奇山的魅力。

     锅顶山奇就奇在确有天锅和地锅的存在，而且分别为天工和地工造就，上下相映，首脚成趣，可说是一个玄妙的景地。

     天锅座落在海拔818米的锅顶山山顶，圆型，内空渐凹，似若锅状，真有天工开物之神妙。民国《渠县志.地理志六》记载：“山上有池，不溢不涸，如瓦釜盛水然。”这里，春日水清见底，舒心透骨的碧波迤逦入眸；夏日天旱不枯，洪涝不溢，具有温文尔雅的平湖风度；秋冬云蔚霞蒸，袅袅飘绕。光阴荏苒，冬去春来，天锅不趋热而升温，不遇寒而附冷，总是沉稳自恃，蕴涵一种越人世缺陷的意境。

     山脚下是一条名叫桂溪的小河，河宽水深处被当地百姓称作锅底滩。上面有天锅，下面会不会有地锅呢？这个问题对谁都是难解的迷。1952年大旱，身田龟裂，河水断流，农民群众抗旱保苗，戽干了滩水，人们在滩底发现了一口铁锅，厚度约10公分，直径150公分。这一奇物不禁让人追问：铁锅何年何月铸造？何事何故沉入滩底？民间无传说，县志无记载。最后，由四名精壮汉子抬运到贵福街上。可惜，还未来得及作出文物价值鉴定时，就被有钞票头脑的人卖给了收购站，变成一堆碎片。这事已经被历史忘却了。五十年代末期，锅底滩溶入了浩渺的柏林水库。

     锅顶山是名符其实的。这里萌生过多少的传说、歌谣与爱情。锅顶山就像周围老区人民一样的忠诚、憨厚、纯朴，就像库水一样的深沉、丰姿、活跃。

    

踏寻李白诗碑

     那是七十年代中期的事。

     一天上午，我同文物专干李星耀先生一块儿乘车去三汇，途经南阳滩，又行了一段路，星耀将手伸出窗外，指着渠江岸边被绿荫掩映的一排房屋，掉头对我说：“那就是名刹南阳寺，大诗人李白去过的地方。”

     啊，南阳寺，原来蜗居在这儿！记得乾隆《渠县志》是这样记载的：“李白，彰明人，周游四方，经宕渠过南阳，有诗。”传说李渡原称太白渡，是因李白足迹而起名的。尽管如此，对李白是否到过宕渠，仍有争议。不过，明代李白诗碑的存在，却是不争的事实。我惊喜地问：“诗在岩上，还是在碑上？”他解释道：“碑，一块挺大的石碑。”我求之若渴地提议：“下去看看，行吗？”他同意了。我们绕着“之”字拐的小路，徒步下行，来到一家破旧的民房，东盯西瞧，在一处堆放草木灰的窝棚边，发现了断碣残碑，已经裂成三块，充作拦灰石。泥灰模糊了碑文，辨认困难。我们一阵灼痛。怎样抢救？我们深感无奈。1980年，这块残碑送到了县文管所。碑上的文字，我一直未见着。留下的遗憾，也许没法弥补了。

     万万没有想到，2000年8月10日，渠县中学退休教师欧阳荣选兴致勃勃地持着一个长长的纸筒，来到我们作协办公室，说要给大家看件东西，边说边把纸筒小心翼翼地摊开，让一行行龙飞凤舞的草体字流动在发黄的宣纸上：

     游南阳清泉 唐翰林供奉

     李白

     昔彼落日暮，爱此寒泉清。

     西辉逐流水，荡漾游子情。

     空歌望云月，曲尽长松声。

     ……

     欧阳老师好像非常了解我那段寻踪觅古失望的往事，20多年之后特地拿来了却我的心愿。我惊喜地把眸子全部转移到拓片上，发现李白的六行诗与清代、民国《渠县志》的记载有明显出入，把“寒泉”记作“寒潭”，“西辉”记作“西晖”，“荡漾”记作“宕漾”，“云月”记作“明月”。也许是由于岁月侵蚀，字迹剥落，难以辨认罢了。

     欧阳老师告诉我，这是他父亲于1920年从南阳寺拓下的，整整保存了80年。当然，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他老人家把一种珍惜之心与一种传袭之愿串织起来，形成一股澎湃的心流，冲决了深藏不露的堤坝，慨然将拓片坦现于世。这时，我似乎觉得破损的石碑已经重新砌合完整，模糊的碑文变得异常清晰，我和我的同事得到了一种意外的满足。

     [注 载《达州文艺报》2000年9月20日。

 

阙是阙，碑是碑

——兼与貫明钧先生商榷

     在汉阙之乡打听汉阙，有时不为人知；倘言其“汉碑”，则妇孺皆晓。看来，似乎是个怪现象。

     其实，“阙”被误为“碑”在渠县已是好几十年了。溯其缘由，人们自然会联想到一件事：“文革”前，渠县汉阙的护亭上署有“汉碑亭”三个大字，一尊尊汉阙被唤作“汉碑”由此开始。地盘上拥有两处汉阙的新民公社在1981年地名普查时更名为“汉碑公社”（后为汉碑乡，现并入水口乡），土溪酒厂的酒也定名“汉碑酒”、“汉碑醇”，加上新闻媒体的渲染，“汉碑”一词广传天下，汉阙一词渐渐被湮没了。以误传误，人们并不在意。《通川日报》10月3日第二版载貫明钧先生《汉阙岂能叫“汉碑”》一文，主张为汉阙正本清源，我看是值得称道的。因为对史实的曲解于今人和后人都是有害的。可惜，作者在文章中前后矛盾地认定阙还是碑，仅仅是“非一般的碑”罢了。鉴此，需要同貫先生商榷。愚以为，阙是阙，碑是碑，两者并非同一物。按貫先生的说法，阙降格即为碑，似乎在阙与碑之间存在着升与降的问题。我以为是没有根据的。碑升格非阙也，阙降格非碑也。渠县汉阙作为国家和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是因为6处7尊汉阙提供了大量反映汉晋以前的政治、经济、社会、军事等方面的雕刻、绘画、书法、建筑资料。阙之珍贵在于它的文物价值。具备了一定文物价值的碑，同样有被列为国家一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并非阙与碑之称谓决定文物价值。更不能说把阙当碑是“贬低了珍贵文物价值”。

     问题不在这里，而应当分清阙与碑的出世、演进、形制和作用的不同点。阙，“古代宫庙及墓门立双柱者谓之阙”（《辞源》）。阙始于商周，盛于汉代，晚于晋朝。商周阙用泥土构筑。阙多立于宫门、皇室住宅及庙宇前，以悬天子之号令。汉阙则用石凿，多砌于墓前，用以标志墓主人的身份，由阙基、阙身、枋子层、介石、斗拱和房顶构成。渠县汉阙皆属墓阙。墓主人多系太守以上官吏，普通庶民百姓是不可以树阙的。碑则是古时宫、庙门前用以识别太阳影子和用来拴牲口的竖石。秦、汉以后，用以记事颂德。碑由碑身，碑墓构成，结构简单墓碑与墓阙的形制迥异。达官贵人可以树碑立碣，普通庶民百姓亦然。晋朝以后，碑盛阙衰，如此而已。

     所以说，碑与阙之间没有也不该划上等号。

     [注  1998年10月3日《通川日报》第二版发表了贯明钧先生《“汉阙”岂能叫汉碑》一文，作者读后，写了上文，发表于同年11月21日《达川日报》第二版上，着重阐明了碑阙不分的由来和碑阙有别的道理。贯先生读后，又在《通川日报》同年11月28日以《文学挚友》为题撰文，以示感谢。后来，两人见面又一次真诚地交换意见，真正成了挚友。

 

难得的一张拓片照

     过去，只知道三国蜀汉张飞是一员猛将，全然不了解他还是一位书法家。最近，绵阳师专陈见昕老师带回的一张张飞碑文拓片照，是一件难得的文物资料。

     张飞与渠县有缘，八濛山古战场遗址至今犹存。据《巴志》载，建安20年，魏将张郃别督诸军掠巴界，张飞率精卒万人以他道邀郃军交战于阳石，进军宕渠之濛山（八濛山），相持50余日。交战中，郃军被困于狭窄山道，前后不得相救，进退维谷，只好弃马缘山，与麾下10余人从间道引还牵郑。张飞丈八蛇矛在八濛石壁凿下三行棣书：“汉将军飞率精卒万人大破贼首张郃于八濛立马勒铭”。观其真迹，可见结构完整，点划俯仰，骨气洞达，爽爽有神。八濛摩崖由于历史久远，风雨剥蚀，保存困难。清光绪年间，渠人将八濛摩崖拓片重镌于石碑上，张飞真迹状貌也就承传下来了。

     张飞碑立于八濛山桓侯庙内，庙毁后移入渠江书院。30年代，迁入县教育会院内，“文革”中被视为“四旧”遭到粉碎性毁灭。碑文是什么，见过的记不准，引用时常常搞错。比如民国《渠县志》把“立马勒铭”误为“勒马立石”，有的书籍中把“大破贼首张郃于八濛”误为“大败张郃于八濛山下”……没有真迹，各说其词，真伪难分。

     这张拓片源于渠县，而渠县却荡然无存。在偶然的谈话中，陈老提起绵阳的李杜祠来。他说，该祠创建人吴朝品在光绪庚子年（1900）从渠县带回去的拓片，宽64厘米，长121厘米，迄今保存完好。我把拓片照带回，对研究地方史是有价值的。

     在我的橱柜里，又增加了一件珍品，物以稀为贵啊。

     [注 载《达州日报》2000年2月23日。

 

范哈儿何处人也

      在重庆，我和几位影视同行极有兴致地议论起颇有影响的电视剧《傻儿师长》、《傻儿军长》、《傻儿司令》的屏幕形象来。话间，有位先生问我：“樊傻儿真有其人吗？”我回答说：“有呀，这位艺术典型的生活模特儿还是我的渠县老乡呢。你们重庆上清寺的范庄就是他的旧居”。在场的另一位先生纠正道：“不对，范哈儿是大竹人，不是渠县人。”我知道先生纠正的依据，源于好几本有关范的传奇著述，虽不是无知妄说，但毕竟不合史实。我很想补充说明，碍于情面，没在公众场合同他辩解，也就沉默下来。

     范哈儿何处人也？我不得不纠正“纠正”了。袍哥、绿林、军人范哈儿原名舜典，又名绍增，唯哈儿这绰号广为人知。他于1895年出生在东柳河畔的清河场，时为渠县东路辖区；1917年11月，他告别绿林，任靖国军团长时，清河场仍属渠县东路；次年属渠县第三区；1933年属渠县二区；1940年属渠县第一区。1942年7月，渠县的清河、柏林、杨家等乡划归大竹县管辖。留在范哈儿脑子里的故乡是渠县。

     所以，他视渠县人为老乡。五十年代，范哈儿还在中南军政委员会参事室供职的时候，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女儿上户口时，得知武汉公安局一家派出所所长贾曰学是渠县人的消息。他知道后显得异常高兴，连忙乘专车前去拜访，见面的第一句就是“我来看望看望老乡。”谈资始终详谥着浓郁的乡情。贾所长回到故乡贵福文乐村，那时我在这个村小学教书。他回乡请客时，把我们五位教师都请去了。席间，他聊过当时与范见面时的情景。他说：“范哈儿满口的渠县话，上北路的地名比如三汇镇、柏林口、杨家场、万里坪、牛奶尖、龙眼窝……他还记忆犹新。渠县人出门遇到难处，只要找到他，说的是渠县土话，他就慷慨地施舍，打发盘缠。他的江湖意气挺重，也够朋友，可是衣履常常不讲究。这与后来电视剧渲染的樊傻儿性格有似曾相似之处。事后，贾所长，还讲了几个哈儿不哈的故事。

我以为，介绍范的故乡，确切一点应该是：渠县清河人（清河今属大竹）。

 

连糟酒

     我的家乡人喜欢酿酒。自己制曲，自己酿造的历史悠久。我所知道的就有高粱酒、米酒、大麦酒、小麦酒、包谷酒、红苕酒或把大米与高粱混合酿造，称为“癞子醪糟”。这些酒，要么入罐插筒吮吸，要么入锅煮沸，盛入碗里饮吃。总之，是带糟而食或带糟而饮，故称连糟酒。

     连糟酒，亦称事酒，我国最早的酒类。“醴犹体也，成而汁滓相将，如今恬酒矣”（《周礼·天官·酒正》注），酒与糟合一，与现在民间的醪糟一样，连糟一下吃。王安石《江上》的“村村家家有浊醪”中的浊醪，陆游《游山西村》中的“莫笑农家腊酒浑”的“腊酒”均指连糟酒。

     连糟酒的起源就是我国酒类的起源。古往今来，不少人把制酒始祖的桂冠加在黄帝、仪狄和社康头上。这不是历史，而是传说。《淮南子·说林训》中说：“清盎之美，始于耒？？？”制酒与农业是同时开始的。古人制酒靠长芽的谷物，从煮熟的谷物里发现酒精。这一发现则是一个偶然的机会。“酒之所兴……有饭不尽，委余空桑，郁积成味，久蓄气氛”（西晋·江统《酒诰》）。是说酒的初始，是因古人抛于野外的剩饭，与自然界的酵母菌化合发酵，放出酒的气味，这才引起人们对酒精的好奇，进而对曲的兴趣，通过长期观察，总结，实践，才找到制曲、制酒的规律和方法。到了殷商时代，我国的制酒业就很普遍。西周铜器《大盂鼎》铭：“唯殷边侯甸奥殷正百辟，率肆于酒，故表师。”可见，当时饮酒之烈。不过，这种酒皆为连糟酒，饮者，连糟一下吃。

     随着制酒业的发展，酒类品种增多，质量也有所提高，制酒的方法也随之改变。饮者不能老是连糟吃，而是设法分离，吃酒不吃糟。于是，在制酒工艺中出现了“压榨法”。杜甫《羌村三首》“赖知禾黍收，已觉糟床注”中的“糟床”就是用来压榨过滤的酒精的具，用以生产滤掉糟的酒。这种酒故称“压榨酒”或黄酒。李白《行路难》“金樽清酒斗十千”中的“清酒”就是指的“压榨酒”。当然，这种酒的浓度很低，据史料证，酒精成份一般在10%左右。所以，刘伶有“一饮一石”的海量，李白可以“斗酒诗百篇”，武松“三碗”能上景阳冈。黄酒非烈，探欲不止。《左传：襄公二十二年》有“见于尝酎”和《汗书：景帝纪》有“高庙酎”的记载，都证明古人对酿制高浓度酒的追求。在制酒作业中，以酒为水，重复酿造，企图达到越酿越烈的目的，结果使制酒人事与愿违。到了南宋时代，“蒸馏法”的出现，才使高浓度酒的制作梦得以实现。“蒸馏酒”引火即燃，故称“烧酒”，又称白酒。写于宋的《洗冤集录》为记载有关被毒蛇咬伤的解毒法：“令人口含米醋或烧酒，吮伤以吸拔其毒，随吮随吐。”倘非高浓度的“烧酒”，便没有消毒之功效。烧酒的问世不会晚于南宋。压榨法使连糟酒和黄酒作了一次分野，蒸馏法又使低浓度酒和高浓度酒作了一次分野。两次大的转折，是对酒类生产大促进。

     承古代连糟酒之合酿，袭滤糟而饮的咂酒（亦作呷酒或杂酒），则是一种稀世酒类品种。时下，已从农村走向城市，由自酿自用转为市场销售，自家常小饮到大宴宾客，这一现象引起人们的关注。

     咂（同呷）酒，是以杂粮——高粱为主要原料酿制的，故民间称“咂酒，须饮，则将咂酒盛瓦罐，掺入开水，插进竹管，吮吸而饮。取“吮吸之义”称“咂”，其酒也就称作“咂酒”。“咂”与“杂”同音，不同调，《民国渠县志·礼俗志》载：“客至倾家酿，常备者为高粱酒，或以大麦、高粱杂粮之盛以大瓮，插管二，诸客轮番吸引”。虽是连糟酒，但不连糟吃；虽是黄酒，但不通过压榨。虽有不低的浓度，但又并非烧酒。饮时，加水加糖，随其口味，自饮自控，浓淡自如。诸客同用一罐一管，且用手擦管乃属陋习，很不卫生。近见城乡饮用咂酒，变为一人一罐一管，一改前习，别有一番风味。饮者在席间还传播其咂酒文化：据传，1863年5月，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自云南昭通进入贵州，在苗寨饮连糟酒——咂酒，曾形象地夸张地描述了饮用时的情景，诗云：

     万颗明珠一瓮收，君王到此也低头，

     五岳捧住擎天柱，吸得黄河水倒流。

     [注 该篇1993年2月在达县地区首届报纸副刊好作品评选中获二等奖。

 

栽秧酒

     “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抢收抢种农民惜时如金，过路上下，“碰上亲家也不说话”。收割可以不雇工，栽秧却往往要请人。

     请来栽秧的帮手，主人热情款待，备办的栽秧酒席可谓丰盛。酒席上，偌大的咂酒罐搁放上席，还用大碗盛白酒，钮子一顺，依次捧饮。桌上的腊肉片越大越显示主人家的厚道，还有胡豆、凉粉之类。鸭蛋、麻花摆放在客人桌沿，每人一份。对于栽“顺田弯”“牛撵米”的优胜者，自然冠以“秧师”之称，好吃的东西还得另加一份。对于“作河沟”的落伍者和“栽浮苗”的帮手，多多少少有一点玩笑，不是奚落胜似奚落，被指责者也不当一回事。这种隐性的激励机制，一代又一代的传袭，造就了一大批浅栽、稳栽、快栽的栽秧能手，“大田栽秧排对排”。手拐和膝盖相夹运秧，左手握秧并分苗，右手往水中插，不断地往后退走，你追我赶，全身劳作，尤其背、腰疼得利害，实属艰辛。所以主人家对栽秧帮手款待优厚，一日四餐，三餐有酒，栽秧虽苦，但农人可在苦中寻乐。据民国《渠县志》载，“初夏小满，农人插秧田中，歌唱和答，名为秧歌”。可见旧时栽秧，田中歌起，一问一答，颇有乐趣。

     近些年栽秧酒办得非常时兴。亲友相帮或邻里换工，不讲工钱讲吃喝。桌上有咂酒、白酒、啤酒、甜酒、，各取所需或尽其所能。有的农户还为不饮酒者备有可乐、汽水。烧腊、炒菜取代了“肥胩胩”，鸡肉、鸭肉与猪肉并列上席，花生、豆干挤掉豌胡二豆，鸭蛋、麻花照摆不误，每人一天还有一包香烟。仅管如此周到，主人家仍有“请工难”的困惑。农民劳动价值的提升，形成了备办栽秧酒相互攀比的态势。农村生活好了，栽秧酒的品位提高了，饮酒也多样化了。

 

酒和酒文化

     酒，看上去是水，但其主体成份却是乙醇。此外，还含有甲醇、杂醇油、醛类、氢氰酸、铅等对人体有害的物质。酒的质量愈差，有害物质含量就愈高。我国有五千年酿酒的历史，从西周到唐代，酿造的是连糟酒、压榨酒，南宋以来，出现了蒸馏酒，酒的浓度渐渐增高，酒类品种增多。有人统计，全国4万多家酒厂，年生产量人平6公斤，实在是一个泱泱的酿酒大国。

     饮酒者盛，酿酒业必兴。饮酒者大体可分为慎饮、足饮和泥饮三种。慎饮者，能严格自控酒量，常常留有余地；足饮者，把握到稍有醉感而拒饮，任何盛情之下能知足；泥饮者，则是缺乏自控力，酒醉如泥，失去常态，从不“认醉”。慎饮能使血管扩张，加速血液循环，躯除疲劳、兴奋精神，促进胃液分泌，增进食欲。酒与中药材配成药酒还可治疗多种疾病。啤酒、果酒含多种营养物质，有益于健康。常常泥饮的人，酒精会强烈刺激沾膜、肝细胞、心脏，使这些器官功能逐渐减弱，导致胃炎、胃溃疡、酒精性肝炎、肝硬化、肝坏死、心脏病。酒精伤害青年男女性生理后，还会导致后代智力低下。历史上汹酒的著名诗人陶渊明5个儿子，均是低能，李白的4个儿子，皆属痴呆。古人引戒后者道：酒“少饮尤佳，多饮丧神损寿，易人本性，其毒甚也。酒饮过度，丧生之源”。

     九十年代以来的筵席，多见酒肴俱丰，奢吃狂喝的盛举，醉汉巨增，浪费惊人。有人对此一言以蔽之曰：“酒文化高度繁荣也”，还有人提出“酒就是酒，文化就是文化”，不存在什么“酒文化”。我以为，以酒为中心反映出来的文化现象是客观存在的，酒文化的概念是可以界定的。曹操的《短歌行》、李白的《将进酒》、王翰的《凉州词》、杜甫的《客至》、李清照的《如梦令》、唐寅的《把酒对月歌》、黄景仁的《太白墓》以及《水浒传》、《红楼梦》、《三国演义》等大量诗词、小说中，通过对各种人物的饮酒时表现出来的心态环境的描述，也可以感受到我国传统酒文化中的礼节、文明、道德、风格、风俗及酒具的造型艺术。不久前，中国著名酿造专家秦含章教授编撰了展示我国五千年酒业史的经典著作《新编酒经》，这是中华民族酒文化的第一部系统的完整巨著。

     面对商品经济大潮，人与人、部门与部门、单位与单位之间礼尚往来，商贸交际日益频繁，酒、菜、烟、茶四件待客常物，品位逐步升级，档次不断拔高。当我们用文化或者文明的视角去目睹大大小小的筵席，两种迥然各异的印象是：一种是语言文明，彬彬有礼，格调高雅，能喝多少劝多少，喝好不喝醉，饮得轻松、高兴、痛快，的确给人一种文化氛围；另一种则是废话赃话满桌飞，胡言乱语逼煞人，灌不醉，不停杯，饮得拙劣、低级、尴尬；还有一种则是逢场作戏，无话找话，言不由衷，廉价奉承，饮得虚伪、狡诈、沉重。这种非文化非文明行为，即使在“三沿”开放区也是少见的，令人厌弃的。由 “热情”与冷酷、“体面”与挥霍构成的陋习，伤害个人，也损害集体、国家。

     看来，实在是该提倡一点酒文化了。

 

无聊的趋8风

     8，作为一个数目，7加1可得，9减1也可得，并不稀罕。可是，在一些人的心目中则是“赵公元帅”。

     君不见，某些商店、门市、经营部、公司选择开业时间总须沾8，似乎沾得越多越吉祥。按他们的话说，8月8日8时开业为“发发发”，8月18日开业为“发要发”，沾3个8为上乘，沾1个8为下乘。幸好，每月都有8、18、28，要不然商门难开。

     近来，趋8风从商门吹到家门，范围在延伸，领域在扩大。送礼金趋向于88元8角8分，沾8越多越厚道，私人电话号码用高价去挑选带8的数字……无法预料，趋8风还要吹向哪些角落。

     商海波涛告诉这样一个事实：沾8开业的商店，“8神爷”并不一定恭喜发财，不沾8开业的门市也可能利达三江，沾8多的手机也没能拣到多少财喜，欧洲人忌讳“13”，影剧院各排座号没有13，我国民间对人生流年“翻八卦”，特别是64岁这个“大八卦”，8字却令人提心吊胆，仅仅因为谐音便能生财，那末8与滑、8与垮、8与塌又生什么呢？

     视8为吉祥数目纯属心理作用，是自我安慰和企望。 8字发字并无缘，生财之道有六靠：政策、勤劳、经营、质量、信誉和信息。靠8字紫微高照，实在是发财找不到门路的侥幸理念了。

 

应当清除无聊的“洋名”

     人们只须在市街上走走，稍稍回眸，便不难发现星罗棋布的舞厅、夜总会、美食城、酒吧、火锅店、饭馆、宾馆、发廊等处的门面装璜得十分鲜艳，其中简单而醒目的名称尤其引人关注。诸如“腾龙”、“凤凰”、“泰山”、“长江”、“银河” 、长城“、华夏”等等名称，带有浓厚的民俗文化色彩。像这样的经营部门，无论它座落何处，即使在异国他乡，都能望其名晓其义，一下能判认出商贾是华人。正如美国的“唐人街”，谁都知道这里的10万居民是炎黄子孙。他们身在异邦，却仍怀着一颗中国心。

     然而，某些商家在八面来风的时候，忘记了自己是身在祖国的中国人，自惭形秽地媚向西方，染洋发，吸洋烟，玩洋物，养洋狗，连自己经营的部门也挂上了洋名，诸如“伊丽莎白”、“福尔摩莎”、“露易丝”、“好莱坞”、“夜巴黎”“泰坦尼克号”之类。也许这人名、地名的意思，商家还是似是而非或一无所知，只觉得引进的“赵公元帅”和神龛能保佑发洋财。竖看历史，名称的好坏不见得就是财喜的大小。北京“王麻子”的刀剪，成都的“赖汤圆”、宜宾的“五粮液”名称不洋气也不文雅，但是生意却很兴隆，扬名四海，经久不衰。从商固然要赚钱，创造物质利益。但是，我们毕竟是中国人，中国人是有骨气的。我们任何时候也不要忘了自尊、自重、人格、国格。如果你爬到“钱山”之颠，居峰临下，“一览众山小”，自然会一钱障目。这时你什么也不放在眼里，什么也不当作一回事。你可以自诩自己为“富翁”，实际上你在精神上是乞丐。有的人为了钱，把丢人现眼的事都做绝。千万不要从挂洋名开始，把自己的名字改作“艾奇豪威尔”或“杜特门娜”，再把鼻子尖下焊接一个“竖弯钩”，进而刨掉爷墓、祖墓，以致刨掉黄陵……

     笔者认为，对那些带有殖民地文化的名称应当来一次彻底清扫。最好的“清道夫”是工商局的公务员们。对那些起无聊洋名的，不再发给《执照》；已经发了的，应当“吊”而“销”之；上了门墙的，应当摧而毁之。

     [注 载《通川日报》1996年6月15日。

 

疯犬

     晨星闪耀。

     翁拄着一根带棱的文明棍，独自跚跚于阡陌，春风挟须，怡然自乐。

     偌大一只白犬，滚瓜流油，似豺狼又似狐狸，自菜花丛里蹿出，虎视眈眈。翁扬棍，犬车身，隐入花丛。翁疾呼：“有疯犬，疯犬……”

     稚童甲乙挎着书包上学，哼着《我爱小白鸽》的曲儿迎面走来。犬拖着扫地的尾巴，箭步射出，咬破了童甲的小腿，滴血，鞋袜红湿了许多。童乙拾石，猛然出击，犬即隐入花丛。少顷，犬复出，齿挂童乙裤角。翁赶至，劈头一棍，犬脚颤抖，掉进坎下塘里。童乙幸免一难。

     童甲愤愤不平地：“找它主子理论去”！

     翁颇有见地地说：“主人放出疯犬，在于利用疯犬咬人也，记住，疯犬面前无理可论。”

     童甲大悟道：“那咋办？”

     翁把带梭的棍举得高高的。

    

吃文字亏

     丢官

     民国34年10月14日，四川省渠县参议会议员杨景凡提议罢免县政府社会科科长萧济华的官，一条钢鞭理由是读别字，误公事，如读“倪洪顺”为 “貌洪顺” 、“络绎不绝”为“络泽不绝”、“和衷共济”为“和哀共济”、“滥竽充数”为“滥竿充数” ……别字成堆，惹人笑话。别人给指出，反落得“吹毛求疵”的不是。他与人之口角多出于此。当初他抱着大腿进官府，最后顶着“别字大王”的帽子丢官而去。

     丢脸

     “文革”期间，某生产队的老A在场头贴有一幅广告（时为启事），上面写着“我家养有良种公猪一头，请广大社员前来配种”。紧署地址和人名于后，观者一看无不捧腹大笑。有人气愤地说：“还笑？让我们社员去与他家的公猪配种？明明是挖苦、是侮辱嘛，不行，找他去！”经他这么一说，大家止住了笑声，个个摩拳擦掌，他们朝着广告上标明的地址找去。碰巧，老A与年轻貌美的姑娘正在相亲，突然发现一伙前来拈过拿错的人群，顿时惊恐万分。老A自有不吃眼前亏的习惯，于是当众检讨自己“字墨不济”，然后——赔礼道歉。大家见他态度诚恳，也就谅解了。可是，姑娘见老A腹内空空，丢人现眼，亲事便告吹了。

     丢钱

     1987年，乌鲁木齐市粮食挂面厂在日本订制了一批挂面包装塑料袋。袋面上错把“乌鲁木齐市”错为“鸟鲁木齐市”，后来这批袋子全部报废。经查实，袋面图案是厂方（乌鲁木齐市粮食挂面厂）托人设计的，错字从这里起步，而后厂方与外商的联络员校对时又未发现，因此，责任只好落在厂方了。一字之差造成价值18万元的经济损失。

     [注 载《通川日报》1997年11月22日。

 

香与臭

     老师：“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是谁的诗句？

     学生：杜甫。

     老师：诗句里的“臭”字是什么意思？

     学生：财主家的肉烂了，发出了不好闻的气味。

     老师：酒会和肉一样，发烂发臭吗？

     学生：……

     老师：古时候，臭与香是同义词，反义于秽。《易经》里有“其臭如兰”的话，明代诗人叶敬平的访友诗里有“有进君家门，先闻酒肉臭”。对于兰、酒、肉发出的气味，都用一个“臭”字，显然，上述两处决非指的秽气味，而是指的香气儿。“朱门酒肉臭”里的“臭”，所指相同。把古人对“臭”字的应用诠释为今日的“臭”或“秽”，虽然没有影响诗句完整意思的理解，但毕竟是对杜诗这一词义的曲解。当然，“臭”这个词演变到今天，已是180度的转义，可不能香臭不分啊！

     学生：臭何时成为香的反义词？

     老师：……

 

谈谈小说的“小”

     小说是文学样式的代表。小说一词最早见于《庄子·杂篇·外物》：“饰小说以十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意思是说，“小说”与“大达”对称，两相比较，“亦远矣”。因为小说出身卑微，一向被视作不能登上大雅之堂的俗品。从事写小说的人也一样，“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之所选也”（《汉书·艺文志》）。孔子也曾说“虽小道必有可观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闾里小知者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狂夫之议也。”一言以蔽之曰，小说不属“大道”、“大知”，而是“小道”、“小知”。时指“大道”、“大知”，即所谓讲述帝王之道和政权得失的经史之作。显然，这是以政治为中心来区分“大”与“小”的。事实上，小说自出现以来从来就在政治的漩涡里憾动，没有也不可能游离出去。经史与小说的不同之处在于：一个讲大道理，一个讲小道理；一个源于正道，一个源于小道；一个是大官所为，一个是小官所为。因此，小说被列为可观者的十家之末。尽管如此，小说却久久地存留于庶民百姓的口碑里。最早的小说《山海经》《穆天子传》都是神话，都在休息时编出来的，讲出来的。然后，才载入竹简。这是中国小说的萌芽。随着历史的推进，相继出现了寓言故事、历史传说﹑白话﹑平话﹑演义和章回小说小说之类。应当说，早期小说仅仅是目录学上的一个名词，与以后文艺学上小说体裁的涵义不可同日而语。百日维新后，梁启超、严复﹑夏曾佑、苏曼殊、林纾等望重之士，竭力提高小说的地位，小说在这次文学革命的浪潮中而崛起。

     早期的小说乃小官取材于小道，写成的文字归属小语，供给小民阅读。这四“小”便给小说打上了“小”的胎记。由此看出，小说问世以来，就与人民保持着一种血肉联系。今天，小说成了文学中极为发达的语言艺术，尽管还保留其乳名，但已变成了身强力壮的“汉子”，畅游天下，身价百倍，不再被人小觑了。

     [注 载《达州文艺报》2001年5月5日。

 

长生不老和延年益寿

     人，世世代代的人，古今中外的人，有一个共同的欲望，那就是希望长生不老。为此，寻药的、求仙的、修道的、炼功的没完没了，有的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有的耗损了毕生精力。仅管如此，长生不老的笃信者和否认者，均占有相当大的数量。这两种观念有时泾渭分明地对峙着，有时含糊不清地令人困惑。

     试问，有谁见过长生不老的人呢？没有，一个也没有。不过，长寿者是不乏其例的。民间传说中的张果老活了27000年，虽说是杜撰的神仙数，但还是有个生命的终结之时。真能查到有依据的稀世寿星，恐怕惟有福建省永泰县汤泉村的陈俊了。据《永泰志》记载，他生于唐僖宗中和辛丑年（881年），卒于元泰定帝泰定元年（1324年），享年443岁。“子孙无有存者，乡人轮流供养。”他死后，乡民将他的生平事迹列在一块木牌上，从元朝一直保留到清代。这是古今中外有史可查的最高寿星。在被公认的长寿之地——彭县的彭祖活了200多岁，其他高龄者以百余寿辰居多。这对于研究人类延年益寿提供了难得的历史例证。有论者认为，人寿长短是由脑下垂体先天决定的，至于生活环境和卫生习惯则是人寿长短的后天因素。但是人寿增减在一般条件下是有限的（除死于非命外），这是自然法则，不为人的意志所左右。八十年代中期，《家庭之友》杂志报道了湘西一位处于半瘫状态的耄耋老人，服草药“嚼一嚼”后，患了一场浑身胀痛的怪病。病愈后，从头到脚脱了一层皮，褪掉了老年斑，长出了一口新牙和一头乌发，还能肩扛40公斤重荷走山路。这一返老还童的奇特现象，曾使得长生不老的俗念又死灰复燃，人们为之兴奋，为之庆幸。倘秦皇汉武真有灵魂也会为之惊呼，不过，也会为之婉惜。然而，十余年里，能够托出人寿新天地的“嚼一嚼”竟无人再去嚼一嚼，老人往后境况则是泥牛如海，正如“耳朵识字”的传闻一样，在马路上产生，也在马路上消失。一句话，不可信。

     人们觊觎长生不老，结果是求药不得，求仙不成，修道道竭，炼功无果，长生不老的偶像不知谓何物。到头来，所谓仙人、道师、长老、大师同凡人俗众一样，到时免不了一死。明白人已把长生不老的欲念恝置一边，看清了“人固有一死”的规律，把生命追求放到延年益寿的着眼点上，注重提高高遗传素质，创造生活环境，加强科学保养，坚持身心锻炼，讲究营养补充，全方位构架长寿的整体优势。人类平均寿命的提高和个人的延年益寿，取决于这一整体势均力敌的配合程度。所以，越来越多的人从长生不老、返老还童的海市蜃楼里爬出来，踏上了增进健康、延年益寿的可行之道。事实上，我国人均寿命已为解放初期的2倍。将来，为争取人寿100-175年的目标决不会是奢谈。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是：65岁以前算中年人，65岁至74岁算青年老年人，75岁至90岁才算正式老年人，90岁至120岁算高龄老年人。联合国提出了一个让人警醒的口号：“千万不要死于无知”。

     我认为，深入研究生命科学，全面争取健康，是延年益寿的关键。

    

神话与迷信

     有人问，既然世上无鬼神，为何某些电影、电视和舞台却要去表现呢？似乎神话承认迷信的存在。说明问题的提出者已经陷入神话与迷信的困惑中。

     神话表现与迷信传说都在述神说鬼，都是古人对人类起源、自然现象及社会生活的原始理解的产物，他们把天灾人祸视为“鬼神做怪”，把风雨雷电看作“神灵支配”，把活人做梦推及到“人死有魂”……这些对现实生活误解的传述，实质是一种恐惧心理的产物，被某些人信以为真，变成迷信并历代相传。

     相信迷信的人认为，世上无处不鬼，无处不神，于是终生畏鬼惧神，进而敬鬼奉神，辅之以相信星占、卜筮、风水、命相之类。在所谓“鬼神”面前，诚惶诚恐，虔诚备至，自己给自己套上桎梏。

     早期的神话多是反映古人对自然力和对理想的追求，尽管神话故事里也夹杂鬼神形象，但着眼点在于借助于想象和幻想把自然力拟人化。比如《山海经》中的“皇帝战蚩龙”、“鲧禹渗水”、“精卫填海”、“夸父逐日”、“刑天舞干戚”和《淮南子》中的“女娲补天”“后羿射日”、“嫦娥奔月”、“共工怒触不周山”等著名神话。尔后，历代文人创作中模拟神话浪漫主义手法，表达自己对理想世界的追求，假借传说中的鬼神反映现实或讽刺现实。比较典型的神话小说有吴元泰等的《四游记》、许仲琳根据民间传说编辑的《封神演义》、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吴承恩的《西游记》，而今全部或章节被搬上银幕后、荧屏、舞台，并不是宣扬封建迷信思想，也不是证明鬼神客观存在，而是让人们认识了解古代的社会生活，鬼也好，神也罢，均是把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表现出来，供人们欣赏，用以提高鉴赏水平。

     马克思说：“随着这些自然力之实际上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人靠飞机飞上了天，靠宇宙飞船上了月球，从此，不再相信“天宫”、“天仙”、“嫦娥奔月”之类的神话的人越来越多了，迷信也就在科学普及中渐渐萎缩，渐渐消失。

怪而不妖的“妖怪”

     生活中常常见到这样一种情形：发生一件事，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甚至产生两种截然不同的后果。

     记得前些时候，有位朋友给我讲述了一个怪孩的故事。事件本身让人思考着在科学普及与迷信说教的交岔点上，科普力度的大小，仍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某村农民王庆贵的妻子生下一个男孩，肛门上端有一条长6.5厘米的尾巴。这种畸形儿出现的消息迅速传遍全村，吸引人们三三俩俩前去看稀奇。有人看后认为这是一种返祖现象，跟过去出现的周身长毛的毛孩一样。更多的人则认为，这孩子是“妖怪”，等长大以后，村里便不得安宁。孩子是留下还是弃之？王庆贵夫妇。认为，不管孩子长了什么，到底是自己的亲骨肉，孩子是不能扔掉的。于是请医院院长亲自主刀，切除了孩子的尾巴，身心健康没有受到任何损害。倘王家夫妇听取了无异于杀人教唆者的话，将孩子扔掉，这条小生命就会默默消失掉。

     留尾巴的人与不留尾巴的人都是人，不能排斥在扼杀之列。事实上，说怪也不怪，我国西藏与印度交界的不毛之地巴里柏力却有成群的留着带毛的尾巴的人，男女老少莫不如此。在这个大千世界里，无奇不有，无怪不存，诸如多指人、六个胃的人、三条腿的人、双头人、双身人、双性人、发光人、透明人、变色人、不沉水的人、不触电的人、不知冷的人、不惧热的人、男孩怀胎的人，等等。说奇也奇，说怪也怪，但奇而非神，怪而非妖，畸而非魔。一言以蔽之曰：少闻多奇，少见多怪。科学家对遗传、返祖、生理生活环境及对特异功能现象探究，已经和正在作出科学的解释，用以让人明通事理，但与愚昧无知的封建迷信说教绝对无缘。

    

 

说门神的“神”

     春节期间，家家贴门神（多是年画）。从古至今，一年一度，已成习俗。但有人却把门神说得神乎其神，吹嘘它有驱恶避邪之效。其实那都是假的。

     据西汉刘安的《淮南子》所载，门神之说源于桃符。相传，度朔山上有棵桃树，树下有道“鬼门”，为众“鬼”出入之处。门口两位护神，一是神荼，一是郁垒。他们如果发现“恶鬼”干坏事，便用苇索捆起来，拿去让老虎吃掉。古人根据这一传说，于是崇尚起两位惩恶从善的神灵来。春节来临，总要购回执戈佩剑的两位善神的图像，贴在左右门户上，用以治“鬼”。这就是所谓门神的由来。

     随着历史的推移和人们视觉感受经验，觉得门神并没有化凶为吉之魔力，渐渐把门神的鼻祖淡化了，换贴古代勇士成庆、刺秦王的荆轲，还有魏征、尉迟恭和岳飞、文天祥这类历史上的忠义之士的民间绘画艺术品，大有时代的神韵和民族文化的神韵。这与古代门神的形象可说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了。

     现在，仅管有少数人仍在贴门神，主观上在于图求吉祥；贴门画的多数人则在于装点一下节日气氛。如果有人硬要在门画、门神上再涂上一层封建迷信色彩，那不是无知，便是胡言，完全不必相信，更不要以讹传讹，遗误下一代。

         [注 载《通川日报》1992年2月9日

 

羊·祥·美

     马去羊来，互祝吉祥，这是有缘故的。

     羊是吉祥的象征。古代器物铭义“吉祥”多作“吉羊”，《汉元嘉刀铭》：“宜侯王，大吉羊。”可见，羊与祥在古代是相通的。羊为十二生肖之一，无论在中国人心目中，还是在外国人的视野里，羊皆属温驯、善良、可爱的动物形象。年头岁首，人们多用吉利、祥和的言辞表达美好的祝愿。这一民俗礼仪，在邻里、亲友、同事中间产生了一种无法估量的凝聚力。

     羊是美的起源。古人说：“羊大则美”，上“羊”下“大”结构成美。美的最初文字形态像株羽毛，是插在舞者头上的饰物，以示手舞足蹈，给人美感。“日之夕矣，羊牛下来”（《诗经》）中的“羊”是用晚霞着了色的，“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敕勒歌》）中的“羊”是掩映在草绿丛中的，都起了美的点缀作用。泊来的寓言《狼和小羊》，泾渭分明地把是与非、美与丑淋漓尽致地刻画出来，唤起人们对羊的美的赞许，对狼的丑的鞭笞。看来，对羊的审美共性不为国界所模糊。

     不是羊年亦有“羊味”。年年春节年年过，岁岁祝福岁岁多。千变万变总一言：快乐吉利与祥和。

     [注 载《达州文化报》2003年2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