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六秋散文集（部分）
 （真实的人间故事也许是世间最真挚的艺术作品）
 
 平   凡   一   生
 
 （一）
 
 我的爷爷郑大河老先生在冬天的一个深夜里去世了，天亮之后才被发现。
 他死在西屋的一间茅草房内，这间房屋除了用土筑成厚厚的墙之外没有门，只有一扇用竹蔑编成的篱芭套在树桩上拦在门口当“门”用。
 对于只有十多岁的我来说，还不能完全领会失去亲人后的深切悲痛，只是从凄冷的气氛中感受到一丝悲凉。但是我内心很清楚，除了在送葬以前还有可能看一眼老爷爷的面孔之外，我将永远无法再见到我的爷爷了。
 特别遗憾的是，爷爷经历得太多，小孩子们也都认为爷爷知道很多，只要我们一坐在他身边他就会给我们讲过去所见所闻的许多事情，那样真切、那样生动，故事遥远而又神秘。失去爷爷我们将失去一位会讲故事的老者。
 我爷爷名叫郑大河，但在我看来，他的生命本身就是一条长长的大河，他的故事和他能讲的故事也是一条长长的大河。
 我们家乡有不随便叫长辈姓名的忌讳，但我爷爷不这样看，他说人的姓名只是一个代号，不要害怕别人叫，有人叫说明有人知道你或者认识你，这是好事，不必在意。就象我们为人父母后，不在乎我们的儿女们因为别人直呼我们的名字而气恼一样。
 爷爷出生于十九世纪末期，逝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活了八十多岁，在方圆十几里内都算是高寿的人了。如果不是因为跌 一跤伤了脚腿，也许他老人家还要多活些日子。那天，眼睛昏花的爷爷一脚踢在竹堆上，竹尖刺破了脚腿，口子很长，也流了一滩血，人也昏在竹堆旁。我们扶起爷爷后，他老人家千万不准我们去请医生。家里太穷，他怕花钱，只叫我们烧点开水放些盐洗一下就自己用旧布条包扎了。
 已是稻谷要黄的季节，天气很炎热。等到爷爷第二次打开包扎的时候，伤口已严重发炎并溃脓，他才不得不同意让我们去请医生为他上药。请医生的事情自然落在家中最小的男孩十多岁的我身上。顶着中午的烈日，我到两里之外请来了一位姓邓的乡村医生。看过伤口后，乡村医生说了句“应该早些弄药”，便开始清洗伤口、上纱条、包扎，然后打了一针，弄了些消炎的吃药，共两元多钱，可爷爷心痛得不得了。医生每隔三四天便上门为爷爷换一次药，每次一元多钱，可爷爷总是说不上药伤口自己也会好。医生不会理会八十多岁老人说的话，我们心中掠过淡淡的苦笑。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爷爷绝不会允许我们把他抬到县城的医院去检查和治疗，当时我家里也确实穷，没有这个经济条件。
 自从受伤后，爷爷的健康每况愈下，眼睛比以前更看不清，耳朵也越来越听不见，面容也越来越消瘦。但头脑还很清醒，我每次给他送饭去的时候他都会问这问那，如果我坐一会的话，他又会给我讲他过去经历的事情。
 转眼秋天到了，学校也开学了。那时家里穷得什么出路都没有，花费几元钱读一期书都是极不容易的事情，我的几个哥哥和姐姐就是因为家中条件艰难，上不了学，而最终成为文盲半文盲的。我并不比别人聪明，我只是珍惜难得的读书机会，所以，非常用功，成绩也常是班上前几名。同学们都羡慕我，老师也舍不得我。几乎是期期获奖，期期享受减免待遇。这也是我最终未因为贫穷而被迫辍学的重要原因。我上学后，爷爷起床独立行走的时间越来越少了，大部分时间躺在床上，但如果不上学那天，或早晚有空，给爷爷送饭的事多半轮到我。
 我家人多，从东到西是一长排土墙茅草屋，厨房在中间，到爷爷睡的屋还有三间屋的距离。当时乡下还没用上电，特别是在夜晚，一手举着如萤火虫光亮大小的煤油灯，一手端着给爷爷的送饭，微弱的光亮只在眼前晃，看不清脚下的路，全凭感觉。茅屋是背着后山的菜地修的，不整齐，土路土院坝，高低不平，下面有檐沟、溪流、水塘，又害怕绊着什么东西，早晚送饭是一件需十分小心的事情。
 冬天到了，大人为爷爷的铺里增添了稻草以增加其暖和的程度，都想让爷爷睡暖和后腿伤迅速地好起来。
 当我出世的时候，我的爷爷就已经老了，无法目睹他年轻时的风采，也未从他那儿感受到太多的生活关爱，只知道他这一生太辛苦曲折，孙子孙女辈太多，对谁都一样。但是，我却深深地明白，他是我唯一的亲爷爷、亲公（我们老家方言也把“爷爷”叫“公公”或“公”）。我送饭时他给我说话，我也问他一些话，有时还要用手摸摸他枯树般的手背和额头。
 爷爷在每年的冬天都会小病一场或不舒服几天，过后都会好的。我相信今年也不例外，腿伤会好的，身体会好的，到了来年春天，又是一个健康的会讲故事的爷爷。
 
 （二）
 爷爷终于未能等脚腿上的伤口全好那一天便离我们而去了。
 死在不知不觉间，因为头天晚上我还送过饭说过话摸过他的手和额头。
 冬天天不亮我就要去上学。我的第四个姐姐当时还没有结婚，四姐夫在帮我家干些农活，他帮忙为爷爷送早饭去时发现爷爷死在了床上，还有一些体温，可是却永远叫不醒了。等我中午放学回家的时候，爷爷的遗体已直直地停在两条长凳上面，面部遮着纸，身上盖着他自己早已准备好的青布，下面点一盏忽隐忽灭的油灯。
 我家在土改时分了两间矮小的瓦房，后来垮了，再买不起瓦，人多又住不下，便改成了三间草房，再后来人越来越多，住不下就“修房”。说是修房，其实就是搭棚子，请几个乡亲，挖的挖土，挑的挑土，再有几个人用“墙板”（两块宽木板连在一起筑土墙用的）夹着筑土，土墙筑好后上面支树条、绑竹条，然后盖稻草或麦草，一天的功夫就可以靠着原有的房屋修好一间“房子”。人多了，孩子长大了，住不下就修，最多的时候我家共有土墙茅屋七间，除中间两间有木门外，其余都无木门。中间和厨房连通，厨房有竹篱笆织成的门。其它都是后来增修的，我母亲说这叫配房子，单独进去。我爷爷住最西头的一间，大约五六个平方米，爷爷的一架床便占了近一半的空间，没木门， 有一个用篱笆织的门；我从上小学二年级开始，便单独住东头的一间，全土墙，连竹篱芭门也没有。虽说男孩胆子大，但小小的我睡在没有遮拦的敞屋内不免有些害怕，我便在每天晚上睡觉前横一条长凳子在门口，心里想着如果有什么不安全的因素存在，总还有一个木凳子档着，这样便睡得踏实一些。
 自从我的继奶奶（哥哥姐姐们又称“后婆婆”）郑谢氏去逝后，爷爷便单独住一间屋子，除非来了客睡不下要搭铺外，爷爷从不要人陪伴他。因此，也才有了爷爷在不知不觉中死去，天亮后才被发现的事件发生。
 爷爷是连着两个世纪的人，经历了清朝、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时期。一生辛劳、一生清贫，饱经风霜，受尽苦难。他和我的亲生奶奶姜奶奶（我爷爷呼她郑姜氏，哥哥姐姐称她叫姜婆婆）共育了二子一女：我的大爸郑重、我的父亲郑德如、我的幺姑郑德群；另外，还抱养了我的大姑郑德宾；再就是我的姜奶奶死后，爷爷又和一位死去了丈夫的谢奶奶成家过活，谢奶奶先无名，称郑谢氏，一九四九年以后，土改、集体生产等，尊重妇女权利，不允许从属于夫姓，必须有自己的名字，谢奶奶才说她的本名叫谢兆芳，因此，村里才在集体场合或点名册上称她叫谢兆芬。她随带了一个女儿来，来时有十岁左右了，叫齐生云，我们叫她齐幺姑，后来叫习惯了，她就一直跟着原来的父辈姓，未改为郑姓。爷爷还有孙子孙女辈十多个和曾孙子孙女辈十多个。
 我不知道亲爱的爷爷去世时是否痛苦？是否遗憾？是否还有什么话要说？他有这么多的后代，却没有一人为他“送终”，陪着他咽下在人世间的最后一口气。他的唯一在世的儿子我的老父亲天不亮就到本社邻居家为别人翻盖旧瓦房去了，我的大姑、幺姑在几十里之外，我的齐生云幺姑虽在本队却也事先毫无准备，孙子孙女们更是天各一方。
 但是，从爷爷安祥的面部表情中我感觉得到，爷爷想说的肯定不多了，该说的也许平时都说了。他辛苦一生，除了两间破房加上一点简单的生活用具外，没有其它任何遗产。他没有遗嘱，儿女间也没有什么争斗。我猜想，如果有亲人陪着他，也许是这位平凡老人生命最后一刻最快乐的事情。
 爷爷没有读过几天书，没有文化。他肯定没有读过司马迁的《报任安书》中“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句子，也不会知道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诗句。小孩子的我们最怕死，跌伤头皮划伤手指都很痛，心里想着死等于全身受伤一定很痛。可我们常围坐在爷爷身边听他讲人世间的故事，他说世界上的什么都会死，即使不病死，也会老死，只是时间有长有短。但他又说，年纪大了的人，在阎王老爷勾了簿子的时候就该死了，也不要怕；小孩子还要长，还要读书，还要学会做事，不该死。我们的胆子便逐渐大了起来，也不怎么怕死了。再后来我们从书中发现，新陈代谢是世间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无论是象泰山一样重的巨人、伟人，还是象鸿毛一轻的寻常百姓普通人，都是凡人躯体，都有生老病死。伟大源于平凡，平凡孕育伟大。最大的意义就在于他能这个世界带来什么，做些什么，贡献什么。
 在爷爷医腿伤的时候，我们也曾请求过乡村医生看看爷爷是否还有其它病。乡村医生没有说爷爷有其它什么病，或者是没查，或者是他压根就没有这种手段和设备。爷爷是在并未查明得的是什么病之前去世的，我不相信什么阎王老爷勾了簿子之说，但我却愿意相信爷爷自己常说的老死的。但愿他老人家是自然老死而不是病死的吧，也许这样我们的心里会好受一些。其实，我幼小的心灵中很清楚，我们晚辈们尽的孝道是远远不够的。家道艰难，大人小孩各忙各的，经济又始终过不了关。如果条件允许，在爷爷生前，我们还有多少事情可以为他老人家做哟！
 
 （三）
 爷爷无声无息地走了。
 棺材是早就准备好了的，是爷爷还是青壮年时期自己备好的，放在我们全家曾经居住过的田那边老房子的屋檐下。数十年的风吹雨打、日晒夜露，样子十分破旧，还有一些部分有损坏。
 幸好爷爷早有准备，不然，家里当时要买一口棺材肯定困难。
 谈到棺材，我又不得不说说母亲棺材的事。爷爷去世几年后我的母亲生重病，医院说无药可救了，将死去，家里没准备棺材，也买不起棺材，心中的酸痛只能问天问地。从秋到冬，母亲生了很久的病，村里的医生再没办法，母亲才同意到县城的医院去看病。一查，是严重的肾病，医院说必须住院。住了两个多月院，家里经济雪上加霜，借遍了所有的亲戚朋友，卖掉了家里稍微值钱点的所有东西，可最后医院的医生说无法医治，几次通知我们家里办出院手续，回家为母亲准备后事。我们只好在二姐家的旧木楼上取了几匹薄薄的木楼板，为母亲钉上了一个匣匣，准备以此装殓母亲的尸骨入土。于心不忍，满屋凄凉，却也实属无奈。
 可后来却发生了奇迹，县医院住了两个多月治不好下病危通知书出院的母亲，被我们邻村的一位姓何的老中医发现了，他说，弄两副中药吃试试看。他捡了两副中药，还加上了那个季节在地里扯的几味新鲜的草药，共两元钱。家里人熬着这两副中药，让母亲慢慢吃下，没几天，母亲便开始一勺粥、两勺粥、半碗粥地慢慢进食。又跟服了两副上次一样的中药后，母亲的病便奇怪地好了。
 一直到二十多年后的今天，近八十岁的老母亲还常常要背着背兜，走十多里山间小路，渡河过桥，为她在城里生活的儿子带来两把新鲜蔬菜，几斤新鲜大米，包括他的最小的儿子我最爱吃的玉米和红苕等。我们也曾说过多次叫母亲不要拿，太远太辛苦，实再要拿，可以叫我侄男侄女们帮忙。可她偏不听我们的，每当我看见八十岁的老母亲背着背兜装着几斤新鲜蔬菜或粮食，爬上我住的顶楼十楼，站在我们的楼门口的时候，心里有说不出的心酸、心痛、渐愧甚至是羞愧。同时，也包含着对伟大母爱的深深感激。其实，我心里清楚，母亲每次背东西进城来肯定不轻松，她一生养育了七个儿女就有五家居住在县城里，为着生活，为着生存，上班或打工，儿女们考虑父母的少，父母为儿女们思考得多。母亲放不下哪一个，给我拿的东西哥哥姐姐们也一定有一份，只是我年龄最小，住的房子也最高，给我送上门时她的背兜已经算轻了。
 每当我看见母亲那样瘦弱的肩背为我们背东西进城的时候，总会泪光盈盈，也会想起曾经要装我母亲入土的那具薄薄的木板棺材，我们也许会不在乎母亲平时送给的这些东西有多么贵重，却应该珍惜天下母亲对儿女们的真情和至爱有多重。八十岁母亲瘦弱的肩背背大了我们弟兄姊妹七个的生命，还背负着我们的生活。自从她走进这个家庭后，首先考虑的是她的孩子，然后才是她自己。母亲这代人和爷爷那代人一样，都是经历社会变化大吃苦多的人，她一生勤劳，乐善好施，与人为善。她总担心儿女及孙辈们的冷暖、家庭生活和安危。总害怕我们生活上工作上有什么麻烦，特别是在这个经济和思想意识转轨的时代有个什么闪失，让老父亲和老母亲担忧。我们也总是珍惜每一个平凡的岗位、珍惜每一次寻常机会，踏踏实实地干好每一件看似平凡的事情。干工作的，善待同志，多干事，那怕自己多吃苦也尽量减少别人的麻烦；摆摊的，善待客人，那怕自己少赚钱也要让顾客满意和放心，绝不得昧良心的钱物。凭着这种精神，我的两位靠摆摊打短工过日子的姐姐和我的两位靠当棒棒给人下力的姐夫是培养出了几位全国重点大学的博士硕士研究生儿女的。
 人的成功，不仅仅要看你的出身有多么高贵，更重要的是要看，你是否有高贵的精神。
 清贫而低贱的人经过不懈奋斗和努力不一定代代都低贱，富贵而骄奢淫逸的人往往好日子不长，这也许就是轮回，或者叫辩证法。也许是我们更能明白过去的每一代皇帝都想“万岁”、活“万岁”传“万代”都不能成为可能的的原因。
 我常常一闭眼思考问题就闪现出母亲瘦削的肩膀和那具棺材，不仅儿时的记忆犹新，就是八十岁的今天她也还在为儿女们最大努力地做着奉献。从小我就知道母亲是远近闻名的“大善人”，虽然自己也很穷，但她如果有一碗饭绝对会拿出半碗或者更多来招待客人，搭救那些比自己更穷的人。她没有上过学，只在我外公手把手教那几天认识并写得出自己的名字：代文治。后来我长大了猜想，我外公文化不高，怎么给自己的女儿取这么大一个名字，母亲连一天正规学堂包括私塾都没上过，她哪里懂得“文治”“武攻”或“文化”“政治”之类的大道理呢？再后来我又知道了，这三个字，第一个是姓，第二个是排行即辈份字，第三个才是名，巧合的成份大于我外公起名时的文化思考。
 母亲是没有文化的，但她是善良和坚强的，也是勤劳而富有正义感的。她不仅爱着自己的儿女，也以同样的仁慈之心爱护其他人的儿女。如果条件允许，她会爱着天下所有的儿女，爱天下所有的人，爱着这整个世界。
 母亲柔弱而坚强的肩膀也给了我生命最深刻的启示，既要不懈地追求和创造幸福平安，也要不惧怕生命中的无数的困难和灾难，平淡的生活要珍惜，挫折面前要坚强，学会包容，学会奉献，多付出真诚与善良、不惧怕艰难和邪恶， 平凡的人生，也同样会拥有灿烂的阳光。
 
 （四）
 母亲奇迹般地好了，她的当棺材用的木匣匣便捐给了不久后死去的本村的一位姓廖的独身五保户老人。
 因为家里无钱买好棺材，我们也就只好用破旧的棺材装殓爷爷的遗体入土。从这一点上讲，在当时那种困难的环境里，有棺材送爷爷入土已经非常不容易了。
 爷爷的灵堂设在中间的茅草房里，只有这间屋子有一扇破旧的伤痕斑斑的不知经历了多少年代的老木门，门是两块整木板，从两边往中间关。土改时分房给我家时，这房子就已经住过多少代人，连我爷爷和父母都说不清楚，因为我家是搬家户，对本地的历史了解得不深远。门板已发黑，加上小孩们常常随意地涂画，上面污汁斑驳，看得出破旧的明显的木纹路。门是向后仰着并向左倾斜着的，好在前面的墙壁还有旧时瓦房的痕迹，剩有一面穿斗墙，有两根小木柱子，两边还有铁丝捆着，门一直未倒。今天想来，除了有门的样子外，肯定没有多大的防盗效果。虽然门是做样子，但从我记事开始，便知道我家里从未被偷盗过。国富民强的盛世可能盛行“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淳朴民风，但在那饥饿连连的年岁里，吃了上顿没下顿，是不敢奢求每一个人都达到这个境界的。家里本来就没有什么东西可偷，我家里有几间屋子一直就没有安上门也无人偷过什么。
 当做灵堂的堂屋是不宽大的，搬出吃饭用的破旧的桌子板凳后，再放下装着爷爷遗体的棺材，剩下的空间也不很大了，挤着可以坐下十多二十人。远亲近邻陆续到了，我的大姑、两位幺姑等也都到了，我家便有了一阵接一阵的低沉的哭声。
 请不起办丧事的专门的“耍锣”队（我们地方上的特色锣鼓队，为婚丧嫁娶寿辰节庆之用），亲朋便从远近乡邻处借来了一面鼓、一面锣、一副钹，设几个专门的人员轮流敲打。一是希望逝去的爷爷灵魂走得不要过于凄凉；二是乡下有这个习俗，总要尽量加点音乐或节奏，增加些气氛，不至于把丧事办得过分的冷清。但也总要精打细算节约每一笔能够节省的费用。
 那时的我已上初中了，但老师不准我请过长的假，除了在爷爷出葬那天准我一天假外，其余时间都要求我去上学。我曾在各类考试中，为班上为学校拿过这样或那样的名次，老师不希望任何一个成绩好的学生滑坡，更不愿看到任何一位有培养希望的学生辍学。停几天课意味道着什么？意味着知识的断桥，意味着学习的脱节，或者意味着我这一生就从此与课堂无缘。因为从我家当时的境况来看，如果停止了学业，是绝对没有复读书的可能的。父母也都老了，成家立业的哥哥姐姐自身也都不宽裕，为生活而劳碌奔波，没有精力也没有能力管我的学习，能让我这个超生得不能再超生的老七吃饱三餐，长大成人就非常不容易了。
 我按老师的要求坚持白天到学校上课，晚上回家为爷爷守灵。熬了几个夜，迟到早退几次，老师也未追究，白天精神也不太好，但还是听完了老师所讲新课的绝大部分。
 灵堂布置得很简单，没有松柏帐幔之类，门上贴了一幅我父亲亲自写的挽联：“承先绪一脉真训曰忠曰孝，传后世两条正路且耕且读”。
 花圈是自家买白纸请亲戚朋友帮忙，大家共同做成的。
 但无论怎么简单，家里还要扯些青布撕成青纱，发给前来的亲朋或邻居，戴在手膀上，寄托对逝者的哀思。
 到了夜里，屋内屋外的人就比白天更多了起来。屋内座位不够，便在屋外的街檐和地坝里坐，坐不下便站，或者是我认识和不认识的亲戚、或者是小孩们不知道的更远一些的乡邻。
 打锣鼓的亲朋邻居一阵一阵地敲打，有时乘他们歇手的空隙，不知事的小孩也去抢过来不规则地打一通，大人们也不怎么责怪，唱孝歌的姑姑婶婶们也一阵一阵地唱，几位大姑、幺姑一阵接一阵地哭，然后又一阵又一阵地唱孝歌。母亲和姐姐做一阵事再哭一阵，但父母和哥姐全都忙内忙外，做事的时候多，哭的时候少。大姑和两位幺姑是客，她们哭的时候多些，特别是想着爷爷一生所受的苦和对后辈的养育之恩时，还哭得那样真挚和深切。每每这种时候，在场的大人和小孩便都陪着有声或无声的落泪。
 邻居的男女帮忙的也多，女人多半是帮厨或唱孝歌，甚至也有帮着一起哭的。男人多半是忙送信、借东西和下葬事情，跑路最多的是三个男人：廖兴贵、廖学清、廖泽映。
 廖兴贵原是城里为分田地下乡来的船工，后来家里穷，老婆便带着孩子跑河南了，和我们是老邻居，现在孤身一人，谁家有个婚丧嫁娶等，爱拢场，也跑得快。
 廖学清是个木匠，我爷爷带着我父母搬家到这个廖家湾的时候他还是一个小孩，他父母死得早，又没有读过书，没有什么头脑，常爱惹祸，我们全家帮助他不少，所以有了什么事他也前前后后打个杂，如那家死了人当个抬棺材的抬脚“八大金刚”之一，钉个棺材盖什么的。但这个人却是一个典型的地方文化的破坏者，在那“破四旧、立四新”的岁月里，家乡成片的古树林、数百年以上的古树几乎都毁于他的手。他那双长满茧子的手抡起一把斧子，砍掉了一株有五百多年历史的黄桷树，砍掉了一株有四百多年历史的黄杨树，砍掉了一对有三百多年历史的夫妻银杏树，砍掉了无数说不清年代的古柏、古松、古皂桷、古牛马藤等，这种年龄的树现在也极难找着了。长大了，我有时也恨他这双手，但我也深深知道，恨他是无用的，中国历史上演出过多少愚昧的悲剧，怎能苛求一个没有半点文化修养的人对他的全部错误行为负全部责任，他只是愚昧的产物，是那个时代的产物。
 廖泽映小名叫廖牛儿，大人小孩大多叫他“牛儿”，还有一个浑名叫“傻主任”，家乡的方言叫“哈主任”，因他有一次吹牛说他如果有文化的话也是当得下来村主任的。但他平时说话天上地下似乎都知道，但一细问起来，天上地下他又都不知道，常做傻事，也说傻话，老人们便称他为“傻包”或“哈包”，同龄人便戏弄他为“哈主任”。他的命非常苦，本姓杨不姓廖，六岁的时候死了亲爹，母亲便改嫁廖姓人家，他名字也由杨牛儿改为廖牛儿，后爹把他不当人，常往死里打。有一次打得快死了，他拼着最后一口气跑，东躲西藏，他后爹拿着棒槌追，想一下结果他的性命。他跑到我妈妈烧火的灶面前蜷伏在我妈的围裙下，狠心的后爹才没有找着。后来，他的后爹又死了，他的母亲便又改嫁，他便没有再跟着，成了孤儿。据我父母讲，他的母亲一生前前后后共嫁了八个丈夫，这样的女人有“剋夫命”，我们却不大相信。但有一点却是事实，他虽然缺少水平，没读过书，也谈不上什么层次，却非常感激我母亲的救命之恩，大凡小事，家里什么人有个啥三长两短，他都会到场帮些事的。象爷爷死了这样的丧事，他是更不会例外的。
 
 （五）
 停放爷爷的茅草屋虽然很狭窄，但却有无数的认识和不认识的人挤在一起，陪着爷爷度过了四个晚上。
 家里经济十分困难，办丧事该省的得省，但有一样是绝对不能省的，那就是请“阴阳”。“阴阳”要根据死者的出生年月日，死去的年月日和他直系亲属的出生年月日等，确定死者的停放日期，出葬日期和下葬时刻，以及安葬的地理位置和方向等。阴阳说四天后才能下葬，大家便按四天的日程计划下葬的事情，从不在这个问题上和他们讨价还价。我长大后也逐渐发觉，阴阳也有功底深浅之分，他们也是会根据主人家的经济状况和孝道程度等来推算停放的日期和进行其它安排的。
 停放四天时间，从我家当时的情况看来，这笔开支无异于天文数字，纸钱和鞭炮钱、抬脚“八大金刚”和挖坑盖土“四大天王”等开支、亲朋邻居来去带信和借东借西的开支不说，单是每日三餐到场者都得吃饭就是一件大事，不但要吃饱，还得有点象样的饭菜。不仅仅是素菜，还要有象样的浑菜。每餐少至四五十人吃饭，多则近两百人。除了部分亲戚邻居送“情”小资助一下外，父母还得想办法拉、借。
 好在我的亲堂哥、我亲大爸郑重的大儿子郑世袭哥哥那时有工作，非常勤奋而踏实，已从县委党校办公室主任升为副校长。虽然嫂侄全在农村，一家大小全靠他那点工资养活，日子也非常艰难。但他却倾自己的全部积蓄来为爷爷办丧事，负担了开支的大部分。
 幸亏是冬天，不轻易下雨。除了在下葬爷爷的前后落过一场小雨之外，其余几天都未下雨。否则，在爷爷办丧事那几天，家里能坐或能站的地方都找不着几块。
 我家的茅草房是最怕下雨的，每年都要添草翻盖，每年又都要漏，这也是我的父亲为什么从一个教书先生最后变成一个翻房盖瓦匠的重要原因。无钱请人，年年都要翻房盖房，先是瓦屋后是草房，我父亲便学着自己来。一年练习数回，我父亲这个远近闻名的“知识分子”便练成了“盖匠”，不仅可以翻盖自家的房子，连团方四邻修房造房也逐渐请他了。但无论怎么盖，草房就是草房，无论是稻草还是麦草，雨下久了腐烂了要漏，天晴久了晒干了一场雨下来也要漏。我是在长大后才读到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诗中“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布衾多年冷似铁”、“长夜沾湿何由彻”的滋味我是儿童少年时代每年要感受数回的。母亲是一个要强的女人，但他除了尽最大努力照顾好一家大小往干处躲，少挨淋受冻外，别无他法。只能埋怨命运，甚至责怪我的父亲不中用。我的父亲也从一个能写会算的旧知识分子变成了一个不善于谋划生计的“书呆子”，连翻盖的草房也不敢保证它不漏。每当这个时候，我的父亲便多半不会答话，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来甚至有些麻木的男人或许不想说或许不必说这世间太多的辛酸。因为天下象我们这样贫穷的家庭不止一家，也许和我们一样的甚至比我们家道更艰难的还有很多。
 我后来也才最真实地体会到，那个时代的贫穷是十分普遍的。盲目学苏联老大哥鼓励多生，造成了社会人口剧增，且年少的多，能干活的少。等到政府反应过来采取计划生育政策时，又一时控制不下来。在中国这种文化背景和文明修养程度的国度里，是不能够在每一个领域都搞理想化的“共产主义模式”的。特别是在生产条件和文化素质都相当落后的广大农村，不能一刀切地都搞“集体生产”吃“大锅饭”，这样会造成大量的“窝工”和大量的浪费，造成许多“三个和尚缺水吃”的局面。这是不符合生产力发展的自然规律的，会限制和阻挠大部分人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造成了普遍贫穷的局面。我家人口多、低子薄、灾祸接二连三，父母又不善于生计又特别疏财仗义，便成了贫穷当中的典型。
 父亲也是经历了两种社会制度的人，加上经过了无数次的政治运动，看惯了太多的贫贫富富、生生死死、起起落落、兴兴衰衰。他不一定有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情怀，但他肯定希望改变自己的命运。不过，他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也无力改变自己的命运，所以，他给我们最大的印象就是默默无语。也许是看破一切吧，他最大的行动就是等天晴后马上又上房去为茅草房加草，以减少漏雨的区域。不能彻底克服住茅房的弱点，但多加些草，让老大爷下雨时少漏一滴是一滴，这也是胜利。
 茅草房盖平坦了也是不行的，必须增加房顶的高度和前后屋面的坡度，才能使下雨天的雨水漏得更少，这也是我家草房为什么房顶比较高而房内面积却十分狭小的原因。
 在我的童年时代里，做梦都天真地希望着将来能住上一间长时间不漏的瓦房。
 每年都需翻盖的草房是苦累了我的父母的，母亲是典型的女人嘴、又爱做事又爱唠叨的人，有时还骂人，但她责怪我父亲和管教我们弟兄姊妹时只是心情不好时态度不好，骂得也不粗野。不象我们老家有几个骂架的女人，在集体生产时常常骂架，骂的话既粗又野，骂的次数又多、骂的时间也长，有时要达一天一夜。现在想来这也许是我生命中经历的农村妇女骂架的奇迹。
 父亲不是一个做农活的好手，共和国成立前读过近十年私塾和公学，后来又教过几年书。五十年代初是非常奇缺“知识分子”的，二十多岁的他被调到区干队当了干事。在一次枪葬五名恶霸和土匪的大会前，派他送上级的指示。他事先并不知道信的内容，以为都象地下党一样要把信的内容记在心头，即使信掉了也好向组织有个交待，于是打开信看了。信送到了，对方的领导硬说他有泄露机密的动机，是跟要被枪毙的恶霸和土匪一伙的，便捆绑起来追查。后查无此事，便被放了回来，加上当时陆续分田下户家里缺少劳动力，大大少少嗷嗷待哺，父亲从此就再也没有了走上工作岗位的机会。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是一个不苛言笑的人，他有时会苦中做乐，和邻居的孩子开些玩笑，但绝不和自己的孩子说什么笑话。他做事的时候多，说话的时间少。做不完的集体农活，自留地里的活、邻居和自家修房补漏的活。家里总是儿女的吵嚷的声音和母亲喝斥的声音多，父亲不大说话，要说也只有轻描淡写的几句。当时乡下知识分子少，邻居家也常请他读个信、写个认个什么的他也乐意帮忙。但他也绝对不会是孔子说的“敏于事而讷于言”那种大智慧的人。
 倒是爷爷虽然年纪大了，不能帮家里做些什么了，却时常开朗地为我讲起“茅屋出将帅”的道理。我长大后逐渐知道，古往今来，的确在茅屋里出来了很多的将帅，但不是茅屋里出来的都是将帅。将帅不是人人都能做的，非凡的人物定是大智大勇者。多读些书，踏实干事。不仅不要忘记过去的痛苦，还要学会思考这个世界；不仅为着小我，还要心系整个社会， 这样的人生便是最快乐的。（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
 郑六秋，男，四川渠县人，生于1966年8月，曾先后毕业于四川省渠县师范学校、四川省教育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中央党校经济管理专业本科，先后从事过中学语文教学、党校干部理论教学、机关党务、科学技术宣传普及等工作。近几年撰写各类文章500万字以上，擅长政论、调研等文章写作，先后撰写并发表了诗歌、小说、散文、新闻、通讯等作品数百篇，现就职于四川省渠县县委政策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