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介大学毕业的书生“我”，在“流管办”工作期间，不怕凶险，不畏血腥，不虑劳苦，勇气十足一举人赃俱获抓到了肢解情敌的杀人嫌犯，成了单位的大英雄。同样的“我”，路遇车祸则胆小如鼠，当场吓蒙，恶心要吐，特别是看到纵分为二的死活人之时，赶紧逃之夭夭速离现场，连恋人都怨“我”不赶紧报警，没看是否有一息尚存的人该及时施救。之后“我”开始得病：人面黄饥瘦，接着日夜坐卧不宁，甚至不能工作只好辞职，更怪的是“我”怕看到的帽子，若戴则像紧箍。

    盛琼“呈现”以上故事并抓住“怪病”为“眼”予以照耀写成小说命名《蹊跷的病》发在2011年第二期《北京文学》上。

    其实我说这“蹊跷”的病并不蹊跷——那是良心煎熬的外现，是本“我”他“我”搏斗的过程。过去、现在、将来。你、我、他，都曾有，正有、将有这样的“蹊跷”之病发生。这也正是盛琼这篇小说的内涵、张力所在。

    按定势思维，人类就两种人：好人，坏人。且好人一直好，坏人一惯坏。 难道好人包终生不“坏”一下？不是毛泽东早就说过：任何政党和个人错误和缺点都在所难免；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现实落马的腐败官员除少数是带病上岗的，多数不仅是好人，且还是佼佼者呢。可后来却变坏了。坏人有时也会有善的表现，例如《雷雨》中的周朴园不也有良心的发现吗？虽说浪子回头金不换总有回头的浪子。其实人类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的中间平凡人才是多数。虽然中国文学上曾经的写“中间人物”被批判，客观规律已澄本清源。

    同一个人，有时好，有时不好甚至坏，有时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例如小说《蹊跷的病》中的同一个“我”同样面对凶死的人，为什么前一次能勇往直前而后一次却逃之夭夭？这用弗洛伊德的“三我”学说可以诠译：一个人有本我，他我，超我的三幅面孔。本我具有原始性本真性即所谓的潜意识爆发力；他我是受法律的强制，社会的规范，道德的约束所形成的面孔，他我时时要自律本我的欲望冲动以维护社会的正常秩序；超我就是于本我或他我的升华。超我时常居住孤独之上。伟人，名人，真正的诗人是也。

    何时，何地，以何种面孔出现？由正如小说文本所说形成的“气场”而定：天时，地利，人和三位一体。看“我”勇往直前的“气场”：首先是公众性。事故发生在众目睽睽的光天化日之下，围观者众；“我”是代表政府行政的“流管办”工作人；“我”有穿黄制服戴大盖帽的威严感；杀人者是不太懂法的弱势而“我”是代表正义的强者“我”以他我的面孔适当地满足了本我寻找刺激表现权欲的需求；特别是那顶象征权力的大盖帽给了“我”的冲劲。诸因素构成了他我出面的“气场”又得到了本我的一些需求，“我”何乐而不为？成为“大英雄”的结果证明“我”以他我的面貌出现的“正确性”。面对后一次的车祸事故的“气场”：私秘性。“我是”带着恋人驾车逗风，没有工作时的着装，没有那顶大盖帽的支撑；特别是事故现场没有他人只有“我”和恋人缺少众人的压力和动力。自然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怕费力不讨好的本我自发地占了上风。

    “我”毕竟是大学毕业生，天之骄子比一般人容易良心发现，惧怕道德的谴责：没有及时报警后悔莫及。若有可救的人由于自己的过失丢了一条人命那是犯罪。回忆自己到“野鸡村”超权越权的狐假虎威。面对围观大众和不太懂法的杀人嫌犯的炫耀权利的虚荣正经……本我和他我的博弈，怎不叫“我”脸红，怎不叫“我”愧疚？辞职那是“我”自选的一剂治病良方，看帽子犹如紧箍那是“我”对灵魂追问的开刀阵痛。

    所以“我”得的这病不蹊跷，这也是小说的亮色；人类的良心永远不会泯灭。做了亏心事一点“病”都没有那才是蹊跷的病态。

    “蹊跷的病”以“病”为说“眼”把似乎杂乱无章的事件串起来并照耀出人性复杂幽微的真相来之不易也。小说的呈现似乎被一遍“无聊”的“气场”所笼罩，恰恰是在笼罩的雾中，“我”的“病”格外耀眼。把所有故事放在一列火车上“呈现”，这火车就有象征意义了；时代的列车；人生的列车。小说叙述有两个“我”：一个作者第一人称叙述者的“我”；一个故事主人公的“我”。这是不是暗合了弗氏的“三我”学说？短篇小说每句都该是血，每个细节都应是金子。若能把只浅层次起着起承转合、表现“真实”的那些水份挤掉并化铁为金就更佳。是否看走了眼发些谬论？若是就见教大方。（郑 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