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四川渠县三汇场的人。我的家在离三汇十五里路的一个乡村，祖父是一个只有五挑谷子（约一亩）的产业的贫农。父亲弟兄六人，父亲行二。在父亲二十多岁的时候，祖父死了，无以为葬。商量伯叔，把田产当了安埋祖父，剩点钱作为大伯做纸烟生意的资本。父亲便替人做短工，又学会了“酌匠”（煮酒的活）、粉匠（帮人推粉条）的手艺。母亲同婶母就在祖母的督率之下，耕种部份租来的【地】粮食地，维持生活。

　　因为伯父做纸烟生**的诚实，和全家男女老幼的刻苦耐劳，伯父和父亲积下的钱，就在三汇【间】租一间房子开栈房，专住重庆合川万县达县的商人。某一次，三汇被土匪放火，全场付之一炬。那时住我们家里的一位万县商人，有二百两银子同遭损失。后来发现清理火场的雇工，盗去银子，回家买田置地。伯父与父亲才同拾银子的雇工打几场官司，争回银子，通知万县的客人来取。万县的客人知道三汇被劫。全场遭火灾，以为他的货款一定也同归于尽了。未料到半年以后我家里通知他来取银子。那位客商喜出望外之余，坚持送一半给我伯父。我们家里始终未受，后来由那客商送了一个“拾金不昧”的大匾。

　　万县那一位商人，当时是川东资本雄厚，声誉很好的一家商号。此次以后，他在渝、万一带的商场中宣扬这件事，同时【劝】要我伯父帮他代【理】办三汇场的事——即收购牛羊皮、猪鬃、青麻、桐油等——又劝伯父自己【买来】做，他在信用上全力支持。十余年中，“炳顺恒”的招牌，就成了渠河流域商场中最响亮的三个字。

　　我是一九一三年生在乡下，那是伯父同五叔六叔经理商号，父亲一直在乡下做庄稼，虽然那时我那仅仅读过两个月书的父亲已经博得“二老爷”的尊称，我自己已经是大家口中的“四老少”了。但在进入初中以前，始终是在乡下同我父母一起生活，放学回家，就常帮做放牛、割草等轻微工作。

　　因为我父亲没有读到书，很吃亏，也很受气，所以一心要我们读书。仅**管他那“家无读书子，官从何处来”的观点不正确，但他不愿多留田产积蓄给后人吃用现成的这种说法，在当时是和别的有钱人不同的。

　　初中毕业后，到上海考持志大学，完全是一种好高骛远的心理。就是那时认识张海涵同志（四川涪陵人）他经常到我宿舍来，有时【在】同宿一夜，他向我谈关于共产主义的一些问题，如当时苏区红军的情形。我痛恨帝国主义和蒋介石，但对共党只感到伟大神奇，对共产主义没有深刻的了解。所以每次的示威游行请愿等群众活动，他叫我去看热闹，我也只以一种“看热闹”的心情去参加。这时，吴懋德（渠县人）以南京军官学校来上海，住我家里，也经常同我谈到革命的理论与实践。当时我很想加入党，但张、吴只叫我作了再说。33年四月张海涵被捕，报上载出，才知道他是沪东区组织部长。我曾经私人请律师去替他辩护，但很快就移解到苏州反省院去了。我到苏州去看过张海涵同志一次，他在接见我的时候说：“反省院比监狱不同。监狱判徒刑，刑期满了，就可恢复自由。反省院要你表示反共，才能放出去。我早就决定，永远不【说】会反共的。”这几句话至今留在我脑中。后来吴懋德也被捕了，我转学到广州中山大学。同年十月，红四方面军占领三汇，我接家信后，即回【四川】重庆，跟即回到三汇。那时红军已撤退，三汇是刘湘军的一个前进重要据点，粮食兵站部和伤兵医院，都在三汇。那时我家的田被分了，一切财产，损失殆尽，父母都“逃难”到合川，但丝毫没有影响我信仰共产主义，拥护红军的信心。因为我回川之前，路过上海，特别到苏州反省院去会吴懋德（张海涵已死），告诉他情形和我的志愿后，吴要我自己去做，自然有人帮我的忙（因为在那里的谈话有人记录，所以只能含含胡胡地说）。所以我回到三汇，知道战事尚在达县、通南巴一带，而在三汇又是补给和增援【前】刘湘部队的一个重要据点。我就利用我的“绅粮”的家庭关系，约集本场的一些袍哥朋友，拜把掉谱，把我家里的十几支手枪交给土匪，专劫廿一军（刘湘）的军饷。通过袍哥、土匪又拉拢一些伤兵中的军士、排长等来拜把，每次三四十人，最多一次一百〇五人同时下跪赌咒。土匪伤兵，利用我供给钱，我是利用他们：（1）伤兵伤愈后不回前线；②写信到前线把他们的好朋友叫回来。因此，原先伤兵医院的规定是伤愈后就算饷，后来改为伤愈官兵回到【部】前线步**队去才算饷。而这些官兵仍然不去。三、四个月工作，一共有千余人。当时我家里的经济支持不了这么多人的吃酒赌钱、抽鸦片的费用，而他们抢到的军饷和税款，又是各自乱化**，所囗囗囗囗五十余人，按【自】他们自愿的结合，分别介绍到附近场镇去“摆赌”，维持他们自己的生活。抢劫的对象，只准军饷和税款，其余一律不许。后来，因为在渠达交界处的一组，活动范绍增（四师）的部队，被破获，捉去四人，供出两支手枪。系我供给，范的团长郑清泉派人到三汇来捉我，我闻讯而逃，又返上海。是这34年上半年的事。是年冬，吴茂德从苏州反省院出来，我又会到他同王芸生（湖南，上海美专教授）知道这一段情形，才由吴王介绍我入党，监誓人是老余（浙江人，名字忘记了）。入党后，受训三个月。45**年二月派往杭州发展空军方面的工作。除了经常搜集空军方面的情报供给上海组织外，并吸收郑少愚同志。46**年一月奉调南京，管理参谋本部及交通兵学校的关系。是年六月蒋**济棠、李、白等之西南反蒋抗日运动派到上海的吴应彰，同我有私人友谊，找我去帮忙。组织上认为原则上我们是支持这个运动的，所以又派我去参加工作，在党的领导与支持下。一月以上，黄季陆调回吴应彰，【由】我作为西南的驻沪代表。陈济棠失败，李白又继续坚持下去，【由我从上海】我得了组织的同意，推荐上海和四川的抗日反蒋军总司令，由李、白任命，并由党派罗懋琪同志到香港，推动黄季陆坚持抗日反蒋主张，并鼓励黄到广西去。当时直接领导我的是老张（名字忘记了，安徽人，四十多岁，在病中）我到他住处只去过两次，以后经常是一位女同志传达意见。

　　四川抗日反蒋军总司令张少泉由桂转沪返川时，组织上派裴质九同志为秘书，随张回川。殊他们返川约两月无消息，李、白、黄季陆几次问我，要我把四川情**详作报告，并积极活动起来。我又请示组织后于十二月回川。一月被捕，裴质九同志及李白派的南宁军校学生等八人，在资中被判死刑，我亦系已判死刑者，因资中绅老何衡九老先生（与我素不相识。他是革命同情者）多方奔走，抢救得力，改判五年徒刑。裴同志于就义前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匪头子蒋介石”，“打倒国民党”口号。事后，有一个身临其境的人写过一封信给裴同志的家属。最近据何衡九老先生说，资中人民政府已经在进行调查“八人血案”的帮凶分子了。）

　　在资中监狱中，得何衡九先生的精神和物质援助很大，每周偷送一本当时成都比较好的刊物——车耀先办的《大声周刊》给我。送菜送烟送零用钱给我，又支持我办一所监狱学校。当时的典狱官作校长，我作校务长，何先生本人作义务教员，开学之日，有纪念照片一张。支持我办监狱消费合作社，以免掉狱卒代买东西的剥消**；支持我改善待遇……一切办法，由典狱官每周召集开会一次，由五个监狱各派代表二人出席。所以卫生、运动、改良伙食、增长放封时间，取消新犯人的“钵子钱”，团仓之陋习恶规。都一一实现。

　　后来何先生又帮我上诉，所以得提来成都绥署，由郭秉毅同志设法保释。囗囗囗囗囗囗囗囗的是资中专员王梦熊。王是湖南人，由康泽的别动队大队长升任专员的。

　　47年八一三后出狱，即在郭秉毅同志领导下参加刘湘的干部教育工作。在学员队我教的课程是民主政治，在保安干部训练班作指导员，在省保安处第三科（即后来的政治部）先作科员，继升宣传股长，实际上组织股（管情报）全部是我负责，训练股也大部分是我负责。当时同事的同志有甘道生（据说现在二野统战部，改名林蒙）、李直敏等。在工作时曾一再请恢复组织关系，但是张曙时同志认为在四川一段无问题，要我在上海找到证明才许恢复。但上海八一三后，已起了大变化，而且我被捕八九个月，就是上海无变化，也无法找到证明人。所以我只为我对共产主义的信仰而继续工作了约三个月，囗囗人告诉不算。后来饶世俊同志才告诉我，周俊烈由延安来蓉，问我的情形之后，已经替我证明上海的关系。我的组织问题才得恢复。

　　刘湘死后，成都的【？】形势渐趋逆转，我们平常被人认为“人民阵线”的人，得不到安全上的保障。同时郑少愚、陈怀刚（交通兵学校学生）诸同志，都随军到武汉。十八集团军办事处要我去整理在空军和交通兵学校的关系，所以我又得成都组织的同意，去汉口，这是38年四月的事。

　　到汉口后，叶剑英参谋长、李克农秘书长同我谈几次话之后，被派廿二集团军（孙震部，驻襄樊）作友军工作，同黄文杰同志联系。到孙震部后，刘景素同志率部由川来鄂北，周俊烈同志又来信把刘的关系转给我。

　　39年，钱俊瑞同志在鄂北主持文化工作委员会，遭受迫害，要回重庆。我因为当时配合与协助湖北党发展武【？】装的方便计，郑绍文、张执一诸同志都主张我把关系转到湖北来，所以我托钱俊瑞同志带回重庆的报告上，就提到“转关系”的问题。后来在大洪山得到通知，我的关系已经转到湖北了。

　　刘景素部队来后，我的主张：刘与孙震有极深的私人关系，组织上应该帮助和培植刘的地位，使刘成为孙震这个【部】封建部队的承继人。这样在必要时，刘起的影响作用更大。【？】乃刘当时必欲参加自己的队伍打游击，而杨学诚同志也希望这个团的力量，去充实鄂中游击根据地的基本武力。遂在【？】日本人第一次进攻鄂北的时候，刘率团脱离孙部，造成国民党藉口的所谓七三一团“叛变”事件。我和易野源同志就在“勾引七三一团叛变”的罪名下“撤职，押解来渝”。于是我和郑绍文同志领导的“二二集团军特种工作队”（在大洪山赵新河一带）国民党遂明令讨伐。我回襄阳，想利用个人关系挽回颓局，得陈离（当时是一二七师师长，同我们建立极好的关系。我们大洪山部队的弹药、医药电台都是他接济帮助的）的通知，襄阳专员（原陈诚八军副军长）吴良琛已奉命逮捕我，要我赶快走。并送二百元旅费（我同易野源）。因此我就经宜昌返川。

　　抵渝是39年十二月卅一日，因在大洪山的半年中，一直是“打摆子”，营养不良，蚊虫多，身体虚弱已极，所以到办事处会着陈家康同志，将鄂中情况报告之后，即入医院。未到一周，办事处转成都郭秉毅同志一封信来，要我快到成都。故又跟即出院返蓉，晤秉毅同志与罗世文同志，才知到**秉毅同志在团结川康军人，坚持抗战，反对蒋介石的妥协。我是刘湘“武德学友会”的一员（37年奉张曙时同志命，参加到刘湘团体的），要来成都，帮同恢复武德会，团结刘湘旧部。又因当时鄂北案未了清，必须借黄季陆的旧关系掩护（在中山大学，我是黄的学生。【？？】西南反蒋抗日时，我是驻沪囗囗囗囗囗囗囗囗

　　罗世文同志主张我参加四川省地方行政干部人员训练委员会指导处【？？】作（由省党部派人，黄季陆兼处长，管理党务的）的工作，并决定我可以【？】换一个名字参加国民党。

　　三月（40年）初，黄季陆几乎每天要我到他家里去，问郭秉毅同志的情形。最后向我说：“郭是共产党。中央方面的特务人员，已有证据。你这几天绝对不能到他家里去。”当天我就把这【情形】谈话分别告诉郭、罗两同志，但他们都估计“国民党不敢”。就在【这时】三天后先后被捕。我自己因“鄂北案”关系，又加成都熟**太多，在罗、郭被捕前已，已决定我到延安。我已整装待重庆车来即行。殊郭、罗被捕，我无法接头，且恐牵连，故即疏散下乡。一月以后，成都已平静才回来。这时是刘文哲同志同我联系。囗囗囗囗特务徐伯威以左倾面孔，同我在将军街十四号程笃生家见面几次，谈过坚持抗战与“皖南事变”的问题。结果国民党省党部调统室主任【特】中统的特务头子何培荣将我逮捕，“审讯”两次，都是徐伯威的谈话，并提出我是在将军街十四号某日某时后谈的话，但我一概否认，后来由黄季陆负责，叫何培荣在黄的主任委员办公室“解释”。我当黄季陆大棹大骂何培荣“混蛋！无耻！陷害好人，卖功邀赏！”这时窗外调统室的大小特务二三十人围听。

　　自由后，刘文哲同志已先知我被捕的口供及被释骂何培荣的情形，曾经说我骂得痛快！但未免过火点。因此决定我暂离成都，“保留党籍，停止活动”。于是我就到嘉定乌尤寺去住了一段时间。刘文哲同志离蓉时曾来乌尤寺看我一次。

　　这时嘉定一带的驻军，是刘湘亲信刘树成 、周成甫**的两个师。蒋介石的中央军随时想解决他们，因此他们知道我是刘湘旧属，且系反蒋的，故上山找我帮他们应付。于是我就搞了一个计划：【团结】刘、周两师的团结，官兵的团结，军民的团结，建立土特务，打击蒋系广特务，使他们不敢在【武大】两师防区，特别的**武大，随便横行捕人。如果蒋军派兵硬攻，我们就让出城市，站稳乡村同他对立。这计划报告【到】给董老，据代表董老传达意见的陈文心同志说：“这是对的。”41年在渝恩来同志问到川囗囗囗囗囗囗囗囗

　　接着黄季陆催我回成都，要我到灌县替他经理金矿煤矿，而刘、周两人对我意见，只是赞成而不执行。所以我就到灌县开矿。冬天胃溃，在蓉就医，卧床半年。此时生活、医药都【？？】无着落，由黄季陆在四川省动员委员会安我一名领干薪的视察委员。

　　41年四月，动委会一定要我去办公，并【叫】调宣传股秘书。八月**因郑少愚同志率中国空军全部配合盟军参加滇缅战斗，死于印度。渠人青年要在空军节“八一四”开追悼会，一定要我参加，因此我回渠县。在渠县二月多，帮那些青年朋友把环境搞好，把国民党的反动份分子和特务拉来，同进步青年合作。再经重庆，向恩来同志报告报告后，仍回成都。接着又发胃溃。流血过多，昏迷达三日，养病期间囗囗囗囗囗囗囗囗的关照。七八月间，董老由渝来通知戴笠已下命令捉我，要我赶快离开成都，到重庆报馆去研究，或到办事处下乡去养病都可以。但我考虑，由【渝至】蓉至渝，途程甚远。我几乎各乡都有熟**，万一途中出事。反不为美。因此我自己愿在崇宁山区找个地方避难。我把地址留下，如果组织上一定要我到重庆，我即绕道前去。后来陈文心同志通知我，只要安全就行了。

　　42年四五月间，我痔疮很厉害，又悄悄来蓉就医，偶遇王彦立同志（过去在上海有私人往还）他询知我在彭县的关口很熟，且对崇（宁）、彭（县）、灌（县）的土匪袍哥都熟，而且环境又不可能住成都，因此他帮要我帮他启明电灯公司在关口买煤。

　　从此时起，我借启明电灯公司囗囗囗囗来，赚了些钱。我就告诉陈文心同志：我在乡下，只能做生活，可以帮组织解决部份经济问题。于是决定我每月负担拾万元。支付办法是由王彦立同志开支票给田一平同志转，启明公司在煤款上扣除。（43年二三月份）谁知到第四次的时候，王彦立的支票开出去了，【我的】启明公司的钱我付了，而陈文心同志一再要我补出。因此我向组织上提出，必须查明责【明】任，否则我停止【付款】？付。愿意弄好一个住经济事业的基础，全部交【启】给组织派人管理。后来始终无具体【管】解决办法。我便计划【进】经【？】营煤厂，第一个煤厂卖出赚百万，全数交华晚，第二个厂即由组织上派张仍荣同志管理，继续发展到四个煤厂。【后】后因日本投降，生产过剩，周转不灵，到46年相继停工，但为掩护那一区囗囗囗囗囗囗囗囗，留下部分革命同志。

　　46年董老叫田一平同志通知我，要我参加民主革命同盟。47年六二以后，卜华辅华健两同志同我商量发动川康武装暴动的事。当时我的意见是：四川环境特殊，大的局势，自然是高潮，但在四川（1）由于张国焘的错误政策，川西北人至今（指47年）犹有余悸。②抗战八年，国民党政权及特务控制极严。③四川是袍哥世界，而袍哥、军人、土匪、特务又几乎是四位一体。④四川组织脆弱，群众的政治觉悟不够。⑤当时的省主席邓锡侯，政治上靠不住，因此我主张慢慢动，至少要准备到搞起来后，不至于遭歼灭，或者多有几个地区同时搞起，互相呼应。及我们有可以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的决定，非执行不可。同时送我一顶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后来，我既不愿戴这顶帽子。所以，只好承认干。但我又提出：利用一切封建形式——如教匪、土匪、烟帮搞起来，以避免反动政府的注意和围歼，慢慢发展到群众的觉悟提高了，实际的武力增大，政治影响扩大，人民了解【人民】不再是张国涛时代的政策了，敌人把我们打不垮了，再公开我们的面貌出来。又给我一顶“封建军阀主义”的帽子。最后我坚持把我们的意见和谈话记录带到中央去作参考，华卜才同意慢点动。因此川西党除了仁寿集田铺受了一点小损失外，别处的干部和组织得以保全。

　　这时民主革命同盟的成都负责人李荫枫 也同意搞武装，我同华健（他是代表党公开同李接触的）商量，【李】我同李搞刘湘旧份部，选一部较好的，参加我们自己的队伍，作指挥人员与参谋人员，互相配合（【？】集田铺失败，即因无一懂军事的人）。结果因华卜邀功心切，向李荫枫【？】关系密切管干部的的陈奚虞“挖墙脚”（李的话）逼使李走重庆，因而被捕，并供出发动武装，是我主张的，以致我亦被捕。

　　我被捕解赴渝，先后由特务头子徐远举“审讯”六次，我概不承认有政治关系。在李身上搜出的账单伍仟余万（由我支付的）我只承认是借给李作“政治活动”的。特务把我所经营的“大有字号”的帐簿全部拿去查阅，证明支出的钱全是我借来的，有根有据。找不出一笔是来历不明或可疑的来源。最后因李荫枫供词说武装问题，是我和陈龙济、陈西虞商量定了才通知他的。而陈龙济是同志，正在南充发动武装，尚不知我们被捕消息。我当时想：假使我再不承认，特务必捉陈龙济，影响更大。因此，当我听完了李荫枫亲口讲出上面那一段话的时候，我便向徐远举表示：一切由我负责，关于武装问题，是我提议，李赞成，我同李二人秘密决定的事。只是意见，【而？】关于行动必待李到上海请示总部后才决定。因此李荫枫所供出的人才幸免于难。

　　在重庆狱中的情形，先后出狱的几十个人可以证明。【不愿赘】我被保释，是由我的内兄刘宗武（空军总部副官处副处长）在49年四月北京和谈期间，以空军总司令部的公文负责保释，加上伪空军五区司令晏玉琮就近帮忙所得，结果进行保释时，田一平、葛雅波等同志都参加商量的。

　　出狱后，原拟由香港转北京，但因华健告诉我，卜华辅叛变将川西南北县级以上负责人及成都市委全部供出，要我设法通知他们赶快撤退。我未出狱前，即带信出来，并请民盟的熊鸿嘉仲秋元转告出去。我出狱后尚不放心故又亲自来成都，转告有关人员。特别是王干青叔侄及熊扬、张天毅等。

　　到成都后，先带信大邑的同志，又分别告诉熊扬等。不及一月重庆传来消息，又有人牵连到我，走不成了。于是我决定参加罗懋其易野源等同志领导的工作。

　　大邑县的负责同志周某，我曾经同他见面三次。当我在成都的安全发生问题时，曾要求到大邑参加工作，被他以“口音不合”的理由拒绝了。（大邑的工作，我未被捕前同华健共同布置的当时的区域是由松理茂到崇蒲大，由肖汝霖负责，并派陈仕英等去。）后来又因唐盛民、王一平等关系到泸县去。但我对他们的作风与领导人林某【？】不敢相信（林自称重庆大火，是我们地下组织干的，此事王一平等知道最详。）又返成都，仍同罗易田韩诸同志一齐工作。

　　这时大邑县的同志一方面拒绝保护我的安全一方面又要我帮他们介绍崇彭灌区的上层关系。当时我内心非常气忿他们这种“关门主义的幼稚作风”，曾经留了一封信【给他们】责备他们，但同时又去布置将当地的乡长关系，介绍他们去接洽。但他们派人去会到那位乡长的时候，一方面说是接收组织关系（那位乡长，并非同志，只【？】是思想好，我向周交代极清楚），但同时又坚称胡某人不是同志，只是民主人士，或者是民革。

　　后来因为我要王一平同泸县林某的组织隔离，以免遭受影响，并因王一平的照片，特务拿去，在对号捉他，所以我为工作与组织的安全计，一再劝他不要在成都（因王是我未被捕前的一个群众，私人很熟）。结果王与大邑合流，到处说我是特务。（张伯英、洪宝书等可证此事，不愿赘述。）

　　十月卅日特务跟紧了我，我才在向育仁家里，由向老二等全家大小用吉普车掩护送出城，先后到什邡崇宁彭县广汉建立【？】工作，直到刘文辉邓锡侯七号到龙桥，我八号同洪宝书去建立小组。（同时会着张伯英潘大逵等）又因当时刘邓左右份子复杂，态度暧昧，特务自由活动，又因王一平及其所谓“同志”周**趣涛等自己包庇特务徐伯威，而反硬说我是特务。我不愿同他们为伍，自动下乡，处理刘兆黎及温江专署所设的联防办事处的队伍，十二月廿六日同陈静珊回成都。

　　回蓉的晚上在牛锡光家，张伯英朱德清向我谈到西川人民保卫军的事。我事先完全不知道，且与郭勋祺罗忠信素不相识，故当即同张、朱商量，让我明白真相后，再会商办法。当晚十一时找到郭勋祺及易野源同志，问明原委，即电话通知朱德清，要他速去简阳。因此时李振兵团起**，成、简路通），主张城内治安由王瓒绪暂时负责，保总绝勿进城，以免发生纷扰，我亦劝导郭勋祺罗忠信及他们所委派维持【？】城内秩序的大小官兵，稍安勿燥，等朱德清去简阳的结果。并说明王瓒绪企图不明，万一勉强进城，发生意外，责任太大。直到我一野队伍入城，我才算松一口气。

　　自问十余年来，一直在党的领导下，为中国的革命事业而努力。虎口余生，得目睹自己理想社会之初步【胜利】实现。今后得在光天化日之下，呼吸自由之空气，于愿已足。故李政委李宗林同志均曾征询对工作的意见，我的答复至今仍是“若是征询，我希望养病与学习；若是党的命令，任何工作都愿接受。”至于“功”“过”，我很坦白的说：假若有“功”，必属于党之领导。但我相信“过”一定不免。因为与中央隔得远，一直没有学习的机会，更没有经过“整风”。现在所以急切要求学习，也就是要求“整”来向全党同志看齐。

　　胡春浦                                

　　整理说明：

　　【】，删除。
　　*，错漏。
　　囗，不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