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出版社近期出版的《茂县营盘山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报告表明，历经10余年6次勘探发掘，考古工作者在四川茂县城南约2.5公里处，发现了约5000年前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交汇的大型中心聚落遗址。

营盘山遗址出土的青铜器

记者日前登上这个被岷江环绕、名叫营盘山遗址的二级台地，但见地势开阔、土质肥沃、草木葱茏。约15万平方米的遗址上尽管只发掘了2000余平方米，就已经在中部地带发现了新石器时代各型房屋基址20座、灰坑120余个，应为居住区；在遗址中西部发现一处类似于广场的遗迹，其下清理出人祭坑9座，应是举行包括宗教祭祀在内的集中活动场所；广场区以北地带发现有窑址3座及灶坑12座，应是集中烧制陶器的手工业作坊区。

遗址已出土陶器、玉器、石器、细石器、骨器、蚌器等类遗物总数近万件，其中代表性的文物和局部复原场景已经展呈在茂县羌族博物馆里。记者在陈列室看到，陶器中有泥质陶、夹砂陶、彩陶等，其中彩陶器最为精美，均为黑彩绘制，黑红相间、纹饰古朴。纹饰主要位于器物的口沿、颈部、腹部等部位，盆、钵类器物内壁也绘制有彩陶图案。图案题材有草卉纹、粗细线条纹、水波纹、变体鸟纹、弧边三角纹、圆点纹、草叶纹、网格纹、弧线圆圈纹、卷叶纹、涡形纹、杏圆纹、蛙纹等。

营盘山遗址出土的双耳陶罐

考古报告称，出土彩陶器绝大多数采用精心挑选的泥土手工制作而成，多为细泥陶，个别胎内夹有少量白色石英颗粒，烧制火候均较高，“扣之有清脆的响声”；彩陶瓶的颈部、腹部内壁可见泥条粘接、修抹痕迹，部分器物经过慢轮修整，内壁保留有陶轮旋转纹路；器形主要有瓶、罐、盆、钵等类，陶罐数量最为丰富，选出复原及可辨器形者作标本近百件。专家考证这些彩陶有明显的甘青仰韶晚期文化和马家窑文化特征。

经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和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合作测试分析，发现彩陶的化学成分更接近黄土高原仰韶文化及马家窑文化腹地出土彩陶器物的化学成分,而素面陶的化学特征则显示出本地黏土的特征, 说明素面陶为本地自产而彩陶可能非本地烧制。

这一分析结果印证了专家的推测：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一部分先民，为了寻找更加温润宜居的环境，带上自己必需的生活用具，特别是有高度文化认同的彩陶成品及其原料、技术，从黄河上游的甘青地区一路南下，顺着崇山峻岭间的岷江河谷向西南迁徙，直到把营盘山变成了岷江流域文化走廊的中转站。

堪为佐证的是，经过对人祭坑中部分人骨进行体质人类学分析鉴定，发现营盘山人群来源并不单一，其中的一些人类头颅，具有典型的古代西北人群特征，与四川本土先民有着明显的区别，还有两个成年牙齿标本检测结果表明，其食谱分别以幼时吃鱼、吃粟为主；出土的炭化植物种子有粟、黍等，以粟、黍为主要作物应属于北方旱作农业形态。

营盘山遗址出土的陶纹饰片

考古报告表明，在营盘山遗址周围，还分布着波西、沙乌都等数十处时代相近或略有差异的中小型聚落遗址，它们共同构成了一处总面积近百万平方米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大型聚落遗址群。

营盘山考古现场负责人、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陈剑介绍说，这一较为完备的聚落体系，年代上限距今近6千年，是长江上游地区目前发现的面积最大、时代最早、文化内涵最为丰富的新石器时代大型中心聚落，代表了5000年前整个长江上游地区文化发展的最高水准，已被考古界命名为“营盘山文化”。其中最有意思的发现是，从甘肃省临洮县马家窑到四川省茂县，从远古就存在一条堪称“彩陶之路”的人口迁徙通道。

综合近年内有关营盘山周边及成都平原史前考古的成果，陈剑认为，营盘山是上古西北、西南人群迁徙和文化交流的重要节点，也是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交汇的源头之一。“而从彩陶的器形变化来看，营盘山文化与其后期的成都平原桂圆桥文化、宝墩文化均有历史的衔接。印证了以营盘山为代表的川西高原新石器文化是成都平原新石器文化的重要来源。”

在茂县羌族博物馆，两尊造型精美的南朝佛像正首次对外展出，“你看佛像褒衣博带，具有典型的南朝特征。”馆长蔡清介绍说。

专家认为，这条由岷江上游连接西北、西南的“彩陶之路”，到南北朝对峙时期一度成为中国南方丝绸的主要贸易线路，称为“丝绸之路河南道”。沿途茂县、汶川及成都等地出土的很多南朝佛教造像表明，很多西域高僧就是经这条路进入南京的。而在距今五六千年前的仰韶文化中晚期，彩陶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乃至更大范围内的传播，则成为中华文化统一的源头，因为随着同一或相似题材的纹饰传播，包含在其中的文化认同、精神信仰也在传播中生成集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