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教养，一项已存在半个多世纪、被舆论和学界广泛质疑和诟病的制度，终将寿终正寝。《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废止劳动教养制度，完善对违法犯罪行为的惩治和矫正法律，健全社区矫正制度。

劳动教养作为一种非司法性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制度，初创于20世纪50年代，而颁布于1982年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也已“试行”了三十多年。按照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于建嵘的观点，劳教制度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从创立到“文革”时期，劳教是“政治斗争的工具”；而在1978年改革开放后，劳教转变为“社会管治的手段”。

在特殊历史背景下，将那些“不能判刑而政治上又不适于继续留用，放到社会上又会增加失业”的人，“集中起来，替国家做工，由国家发给一定的工资”，曾经为维护社会秩序、预防犯罪发挥过作用。此外，正如那句名言：“完善的新人，应该是在劳动之中和为了劳动而培养起来的”，劳动曾被认为是塑造“新人”的不二法门，而劳动教养，便成了对相关人员安置就业的一种办法。

但是，在强调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的今天，劳教制度却备受合法性质疑。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劳动教养显然与《宪法》的规定相违背。

劳动教养突破了 “法定原则”，无需法院审判定罪，仅需公安机关独自决定；在程序方面，无罪推定、审判公开、辩护制等都无法实行；甚至被劳动教养者不服，都没有寻求司法救济的机会。这些年，我们日益强调“微罪不起诉”等人性化法治理念，对那些根本达不到刑事处分的人却动辄限制一年以上人身自由，显然已经不合时宜。

关于劳教制度，一直存在两个“多”：一是拍案奇闻多，可能只是惹恼了某个领导，都有可能被送去劳教；二是要求取缔的社会呼吁多，每年两会以及全国法制日，社会各界要求启动违宪审查、取缔劳教制度的呼吁不绝于耳。

在这种语境下，十八届三中全会公开宣布废止劳教制度，无疑是“法治中国”建设的一个里程碑。建设“法治中国”，必须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其中，法治政府建设尤为关键，因为只有政府部门带头维护宪法法律权威，才能真正“让人民群众在每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在这个意义上，废止劳教制度是一个很好的开始，我们有理由对“法治中国”建设充满期待。